專訪易中天:我是“吃皇糧”的文化個體戶
2018年11月08日12:21

原標題:專訪易中天:我是“吃皇糧”的文化個體戶

自從2005年登上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漢代風雲人物》和《品三國》,易中天一直是國內炙手可熱的明星學者。他的麻辣犀利,直率敢言,風趣幽默,為其圈得眾多粉絲。從電視時代,到博客、微博、微信和聽書時代,他始終緊跟潮流,保持著持久的熱度。

年逾七旬,他仍然沒有閑著。五年前立誌完成的36卷本《易中天中華史》,如今已出版前20卷,寫到了元朝;他用十天假期完成編劇的話劇《模範監獄》,正在武漢、廣州、上海等地巡演,頗具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這樣飽滿的工作狀態已持續多年,他深諳媒體和傳播之道,因此能輕鬆搭上每一趟現代傳媒的列車。他也懂得如何讓自己舒適,在去意大利旅行的前夕,他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

一、學者就該甘於清貧?“這是沒道理的。”

新京報:百家講壇是你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你是廈門大學的普通教授,而此後成為大眾熟知的明星學者,前後的影響力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能否談談你在登上百家講壇之前,在廈門大學教書的情況?

易中天:我是1992年進入廈門大學藝術學院的,當時廈大有一個非常好的氛圍,校領導基本上是秉承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我剛去的時候,主管文科的副校長鄭學檬很客氣地對我說,“你從武漢大學來支援我們,我們提供不了多好的學術研究條件,但是,可以讓你做自己想做的研究。”還給了我一個“藝術研究所所長”的頭銜,以便對外交流。但他認為,“你們學科反正弄不出什麼名堂來。”當時,都覺得藝術學科沒有前途,不過我去了以後,還真給他們帶來了回報。

我在廈門大學建立了藝術學碩士點,是全國的首批之一,這個學科點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的,後來的碩士點都改由省級學位委員會批。1995年,教育部設立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第一屆只有一等獎和二等獎,而且評選範圍為過去十年內的學術成果。當時廈門大學一共獲得十三四項,我的《藝術人類學》也獲獎了,其他獲獎者幾乎都是教授和博導,是各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只有我是剛從外校調來的副教授。

新京報:當時,廈門大學的學術環境怎麼樣?

易中天:環境很寬鬆。廈大中文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林興宅。現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但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可是風雲人物,“走向未來叢書”裡面就有他的書。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南林北劉”,把他和劉再複並稱。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個觀點,說我們這些人應該做什麼事,“要麼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麼是能夠影響社會,否則自說自話沒有意義。”

這番話給了我啟發,從1995年開始,我就在探索學術研究如何走向社會和大眾,因此才有了“閑話中國人”和“品讀中國”系列。那時候說不上是暢銷書,但是賣得還可以,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一次開機就印了1萬套,就算不錯的了。

我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合作很早,我的第一本書《美學思想論稿》(1988)就是他們出的,那是我的碩士論文,我恐怕也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出版碩士論文的人之一。1982年,我還在讀研的時候,這篇論文的一個章節就已經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這也是很少見的。所以,後來有很多人罵我,說我沒有什麼學術研究成果,我笑笑就算了。我心想,我出學術成果的時候,他們還在穿開襠褲呢。

《美學思想論稿》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後來1991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學術著作《藝術人類學》,就是獲獎的這本書。當時他們給了我兩個書號,出了精裝和平裝兩個版本,而且還照付稿費。那時候,學術著作出版已經很睏難,實在是因為出版社看上了這本書,才願意出。不過,還是因為專業太偏,讀的人有限,所以這兩本都是賠本書。因此,我跟責任編輯發誓,說我一定讓你出能賺錢的書,不能老讓你們賠。而且,我也不認為做研究的人就該清貧,自己能耐住清貧是個人的事,但不等於說學者清貧是應該的。

新京報:為何過去有這樣一種習慣,喜歡把甘於清貧的學者樹立為知識分子的典型,甚至動員全社會向他們學習?比如孟二冬。

易中天:這是沒道理的。我的師兄付生文的去世,給我觸動很大。1981年,我從武漢大學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我連講師的職稱都還沒有,就被破格提拔為武漢大學中文系副主任。當時,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我可能是全國最年輕的副系主任,副處級幹部,而且資曆那麼淺,也不是黨員。我在中文系主管科研、研究生、外事和留學生,在我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付生文在演講的時候突然倒在了講台上。

去辦喪事的時候,才發現他家裡一貧如洗,這個事情給了我極大的刺激。當時我寫了一副輓聯,“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歎人間從此惜年少;身躋九流,家徒四壁,問天意何時重斯文”。

還有一個事情是1999年前後的房改,原來的單位房以成本價賣給學校職工。當時,我在廈門大學已經評上教授,我太太也在廈門大學工作,雙職工家庭,且工齡又長,以工齡和職稱折合房價,最後,一套依山傍海的112平方米的房子,售價只要3萬元。但是,我們居然買不起,差一點就放棄了。當時,我女兒在同濟大學讀城市規劃,她成績好,每年都享受學校的一等獎學金,而且學費全免,她還可以幫老師做事掙點錢。最後是女兒讚助了1萬塊錢,我才把房子買下來。這件事讓我明白,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必須找出路。

二、“品三國”的成功源於“說人話”

新京報:所以,你是比較早出來進行市場化寫作的學者?

易中天:“閑話中國人”系列,就是試圖通過圖書走向市場來掙點稿費。另外,我還開始跟電視接觸,在鳳凰衛視的大型談話節目“縱橫中國”做了一個系列,一期給1000塊錢,這個節目是胡一虎主持,王魯湘總策劃。是王魯湘的助理陳勤發現了我,他看到我的《讀城記》以後,跟王魯湘說,這個人可以請過來,後來我就去了。每次錄節目之前,他們要開策劃會,其實是培訓嘉賓,教嘉賓怎樣說話才有效率,不能在台上拉拉扯扯,沒完沒了。胡一虎說,“不用跟易老師講,他一定能做得好,他有電視天賦。”

這個節目有一個主持人、六個嘉賓,還有觀眾,播出時間約50分鍾。錄了幾期節目以後,我發現有的人真是不會做電視,比如,有一個嘉賓坐下來就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有三點意見。”然後,“第一點”要講20分鍾,完全變成了他的個人演講。主持人想把他打斷,他說我還沒講完,還有第二三點。後來我問導演,你們碰到這種嘉賓會怎麼辦?他說,“其實很好辦,我一刀全部剪掉,看都不要看,根本不能用。”

我就告訴那位嘉賓,不要講那麼多,節目播出時間50分鍾,當中有片頭、片尾、片花、隔斷、廣告,要至少減掉10分鍾。剩下40分鍾,7個人說話,平均每個人就6分鍾。如果你講得精彩,能播出6分鍾;如果講得不精彩,可能只有3分鍾。你講那麼多幹嘛?但有些嘉賓真的是不管不顧,也不看鏡頭和主持人,自說自話,誰都哄不了。有一次,胡一虎實在打不斷,就給我使了個眼色,我點了一下頭,等著嘉賓喘氣的時候,我就帶頭鼓掌,把那個人的氣給弄沒了。

《閑話中國人》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

後來,百家講壇的總策劃解如光看到節目,說“這個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這個人有電視天賦”,就來聯繫我,是這麼個來龍去脈。後來,他們甚至總結出“易中天談話法”,就是面對電視鏡頭該如何談話――一開始,就必須把觀點亮出來,然後有時間再論證,沒時間就別論證。媒體不是做學術研究,不要從前三皇、後五帝說起,那完全是兩回事。

新京報:百家講壇從2001年就有了,不溫不火好幾年,甚至有諾貝爾獎得主去主講,也沒能火起來。為什麼你的“品三國”、“漢代風雲人物”能火,總結過原因嗎?

易中天:我自己總結的就是三個字,“說人話”。很多人聽了可能會不高興,難道別人說的都不是人話嗎?其實,很多人說的是官話、套話、空話、假話、廢話。崔永元當時為什麼成功?就是因為他說人話。崔永元的勝利,就是人話對官腔的勝利,這馬上又牽涉到體製問題了。

三、“學術明星”就是峨眉山的猴子

新京報:這個節目火起來之後,你開始生活在聚光燈之下,被媒體轟炸。當時是疲於應付,還是能欣然接受?

易中天:2006年和2007年,基本上是被媒體圍剿的狀態。我只秉承一條原則,就是說真話,不裝。有人質疑說,說真話怎麼可能?說真話是有危險的。我告訴他,康德說過,“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是,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就說那些沒有風險的真話就行了,真是底線。

我記得,有一次在央視“新聞會客廳”做節目,主持人李小萌問了我最後一個問題,“自從上了百家講壇,你就火了,這個現象對於社會可能的不良影響是什麼?對你自己的好處又是什麼?”我說,“可能的不良影響是大家認為可以不讀書,只要看電視就行了;對我的好處,那就是錢多了唄。”她說,“好,謝謝你,我們的採訪結束了。”問不下去了。從台上下來之後,李小萌說,“你太厲害了。”

實際上,媒體記者最希望你撒謊,你撒謊,他就好一步步追問下去,如果你一開始把底兜出來,那就只能是“好,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就這麼簡單。那時候不懷好意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人的危機公關,真是覺得好笑,怎麼能這麼愚蠢。

新京報:你對“學術明星”、“學術超男”這樣的標籤會反感、牴觸嗎?

易中天:我乾脆給自己貼一個標籤“峨眉山的猴子”,我寧肯要這個標籤。媒體是一定要給你貼標籤的,不貼標籤,他就沒辦法下嘴,因為大家都要吃飯嘛。

我非常欣賞一位電影明星的對話,有記者問他,“你會去看醫生嗎?”他說,“我當然會,因為醫生要活著。”記者又問,“那醫生給你開的藥,你會去取嗎?”他說:“我當然會取,因為藥房也要活著。”記者繼續問,“那這些藥你吃嗎?”他說:“我不會吃,因為我要活著。”記者說,“不好意思,請原諒我問這樣的問題。”他說,“沒關係,因為你也要活著。”非常精彩!

後來,我慢慢地跟媒體達成一種默契,反正我知道你想要什麼,如果你真的態度友好,我會配合你,把你要的東西給你,甚至幫你把標題都取好。因為你要活著,我們都要活著。但是,如果來挑釁的話,那我也毫不客氣,到最後看誰狼狽。

《百家講壇》中的易中天

四、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棄民”

新京報:你對媒體非常在行,有沒有專門研究過傳播?

易中天:幹嘛要去研究?這就是天賦,沒有辦法。我的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篇篇點擊量都10萬加,我們現在每次發文章只計算一件事情,就是多長時間達到10萬+,最快的紀錄是30分鍾。我們的粉絲量不大,只有幾百萬,但是我們達到10萬+的速度,不亞於千萬級的大號。而且我是服務號,不是訂閱號,服務號一個月只有四期,這可跟百家講壇半毛錢關係都沒有。

傳媒有一個演變過程。最早的是報紙,在報紙的黃金時代,“見報”兩個字是可以嚇死人的。然後進入電視時代,有了電視,報紙就沒有那麼多受眾了。後來進入互聯網,有了博客、微博、微信。報紙和電視,我們稱之為傳統媒體或者大眾媒體,博客、微博、微信則是自媒體或社交媒體。

1995年以後出生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1970年到1995年出生的,是PC機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移民”;1950年到1970年出生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難民”;1950年以前的,像我這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棄民”,已經被時代拋棄了。但是,我能做到篇篇10萬+,而且只計算速度,你不覺得很牛嗎?

新京報: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回頭來看百家講壇的經曆,它對你人生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易中天: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為了謀生而怎麼著,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我現在愛幹嘛就幹嘛。當然,這種巨大的名聲和影響力也是雙刃劍,有正面影響,肯定也有負面影響,肯定有人不以為然,各種看不慣。比如,說我是某某某之流。媒體時代,真的是魚龍混雜。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在58歲的時候登上百家講壇,你往後的人生會怎樣?會還是一個普通教書先生嗎?

易中天:只能這麼說,如果沒有現代傳媒,恐怕是不會有什麼變化。要用“現代傳媒”來代替“百家講壇”,包括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和報紙。現在進行的《中華史》寫作,就跟電視沒什麼關係,它是屬於另一個時代,已經不是電視傳媒時代的語言,不過它也不是微信公號體,它應該是介於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更像是微電影。不要把功勞都算到百家講壇上去了,這要懂得所有的傳媒才行,只懂一種傳媒方式是做不好的。

從曆史來看,傳媒技術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改變了我一個人,而是改變了整個社會。你想,宋代如果沒有雕版印刷術,朱熹就絕對不是朱熹。漢唐兩代為什麼沒有什麼思想家?就是因為沒有傳播手段,靠抄書是很難傳播的。

新京報:那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時代,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時代,能夠在東西方同時產生那麼多思想家?

易中天: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社會轉型,一個是言論自由。說“春秋戰國”,實際上主要是戰國,只有孔子一個人是春秋的,其他諸子都是戰國的。戰國和秦漢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知識分子都是“毛”,但是“皮”有很多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戰國的“皮”有很多,“皮”要靠“毛”才能牛起來,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至少保證存活,因為那是一個兼併的時代,是你死我活的時代。所以,戰國的諸侯、士大夫都要善待那些“毛”,“毛”就能跑來跑去,“朝秦暮楚”,所以能出思想。秦以後,“皮”只有一張了,就很難出思想。

即便出來以後,也還有一個傳播的問題。南宋程朱理學之所以能取得那麼高的地位,與雕版印刷術的發明關係極大。當時,朱熹的書有大量盜版,朱熹為盜版書不知道打了多少回官司,那個盜版集團就在福建。所以,福建是中國盜版集團的發源地。一般,好書的版要用好木頭來雕,但是好木頭硬,雕起來慢。盜版書商就用最鬆軟的木頭,雕得快,又用最便宜的麻紗紙,所以叫做麻紗版。技術真的可以改變傳播,不過,活字印刷對中華文明的促進作用,反而不如對西方文明大,因為西方用的是拚音文字,活字用起來方便,拚起來很快,而漢字用活字來拚其實成本挺高的,不如雕版快。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雕版印刷,它把朱熹這批人的命運改變了,這是第一次傳播革命。第二次傳播革命是報紙的出現,從魯迅、張恨水到金庸的小說,都是先在報紙的文化副刊上連載。報紙的版面有限,所以,連載的小說要在每次的結尾留一個扣兒,留個懸念。這種寫作方法對我是有影響的。後來電視和互聯網的出現,又改了一回。

五、專業的非專業主義者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己是一個不太喜歡參與組織和團體的人,不喜歡被前呼後擁,當你天天被媒體纏著,會有不適嗎?

易中天:那也沒有。因為我很簡單,媒體不管問什麼,我都說真話。只要做真實的我就行了,其他無所謂。但老實說,會因此多一份謹慎。我不喜歡那種場合,但不等於畏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見招拆招。我自己的定位,叫做“吃皇糧”的文化個體戶,我還有一份“皇糧”吃,還有退休工資、養老保險,還有體製內的福利分房。

新京報:這種狀態挺好的,因為學問不是靠圈子的力量做出來的,真正好的作家、學者都是“個體戶”。在我看來,你並不屬於哪個圈子,你跟曆史學界的交往也並不密切。但在你文集的首髮式上,來了很多經濟學、法學、哲學家,你的著作里也會廣泛涉及經濟、政治、法學、哲學、藝術等領域的內容,你的學術旨趣是如何一步步拓展的?

易中天:我覺得是必須通的,當你必須要有某方面知識的時候,自然就會跨過去。比如,寫南宋不可能不寫經濟史,那就要去讀經濟方面的著作;寫關於美國立憲過程的《費城風雲》,就必須去瞭解相關的法律和政治知識。

我一直主張通識教育,反對專業教育。我認為,大學本科就應該全部是通識教育,到碩士、博士階段才應該分專業。不過,雖然我是一個非專業主義者,但我幹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絕不可能說就做自己那一部分,剩下的交給專業人士去做。

比方說做百家講壇,我就要把電視是怎麼回事弄清楚。所以,李小萌問我,“我們電視這一行,你還有什麼不懂?”我說,“非線啊。”她驚訝地說,“非線你都知道?”非線,就是非線性編輯的簡稱。

出書也一樣,我一定要把出版的所有環節都弄清楚,這是一個做事的習慣。最近,陳樂民先生的書畫集出版,我看到書就跟編輯講,“這本書16開,裸背,精裝,20.5個印張,定價98塊,不貴啊。”很少有作者能做到這樣。

六、以偵探小說的方式寫《中華史》

新京報:我們現在來談一談《中華史》,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想法來寫這個書?

易中天:很早,我一直想寫,其實《帝國的終結》已經是一個大綱,我覺得我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都不瞭解中國。大多數的中國通史,也都不能讓人滿意。我一直在做美學研究,我的一個美學觀念是:形式是第一位的。這和傳統的文藝理論相反,傳統的文藝理論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我認為是形式決定內容,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形式,那就不要做。

比方說做媒體,很多人是寫好文章以後,再去取標題。我不反對標題黨,相反,我認為標題黨很重要,只有好的標題黨和差的標題黨之分,不做標題黨是不懂傳媒。我現在已經發展到有了標題,才寫文章,如果沒有好標題,這篇文章就不做了。寫《中華史》也是,我要找到第一句話,第一句話出不來,是不寫的。有了第一句話,才有創作的衝動。這有點像藝術家,藝術家的第一印像是很重要的。

易中天中華史 ・ 《從春秋到戰國》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新京報:近年,新推出的中國通史,如卜憲群主編的《中國通史》,趙世瑜、王和等人主編的《中國大通史》,以及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等,多為集合眾多斷代史學者之力的集體工程。你並非曆史科班出身,以一己之力挑戰通史寫作,會不會擔心跟斷代史學者的作品比不夠專業?

易中天:首先,我不會去比,我們的目標是不一樣的,好比說一個要到廣州,一個要到上海,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就行了,不具有可比性。每個著作都有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的目的就是在書的總序里說的,要搞清楚三千七百年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搞清楚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為什麼會這樣走。搞清楚以後,我可能還是給不出將來會怎麼樣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現在是怎麼回事,只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行了。

而且,在達到目的的同時,不能有任何學術硬傷。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我做的很多東西不比搞專業的人差,比如寫王安石變法,我做的年表都精確到日了,哪年哪月哪日發生了什麼事都弄清楚了,有幾個人做過這樣的功夫?有什麼可挑剔的?總不能要求我扛個鋤頭去挖東西吧?我基本只看一手資料,《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肯定要看,史學界一些靠得住的學者的研究也會看,且都會有註釋。那些通俗的曆史書,則肯定不看。

新京報:你說是以偵探小說“走格子”的方法來寫這套書。在每一節的結尾都會設置懸念,在下一節的開頭再把問題給解答了,這樣環環相扣,能讓人一口氣把書讀完,而且它也不厚。

易中天:對,當時我和果麥公司的路金波商定,把每本書的厚度設定為從北京到上海一個航程可以讀完,包括書的大小輕重全部都考慮進去了。我不敢說這是截至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中華史,但我敢說是最貼心的,處處都替讀者想到了。這是沒有幾個人能做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沒有這麼想過。我一定會去想,這個地方讀者會不會有閱讀障礙?需不需要解釋?會不會疲勞?需不需要讓他解除一下疲勞,加個小段子或者有點趣味的東西?當然這些東西也一定是曆史上有記載的,不是我編造出來的。

新京報:設置結構和懸念,有沒有什麼獨門秘笈?

易中天:實話說,那是從上帝那裡下載的,真的。就是突然腦子裡會蹦出一句話,沒人知道是哪裡來的?我就認為是上帝那來的。比如《三國紀》的第一句話,“漢靈帝去世那個月的洛陽,滿城都是殺氣”,這句話就是突然間從腦子裡冒出來的。你如果去採訪一些詩人,詩人都會這樣回答你,他可能也不知道靈感從哪來的。

新京報:所以會有詩人說,“上帝啊,求你賜我一句詩吧。”

易中天:對。當突然間有這麼一句話,我會把它記下來。

七、如何寫出既可靠又好看的曆史

新京報:在你看來,作家寫史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易中天:一般來說,我不建議作家寫史,因為容易跑偏,寫史還是要有專業訓練。我雖然不是曆史系畢業,但我學的是文學史,也是史嘛!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要求很嚴格。論文當中,寫“漢代”、“晉代”或“宋代”都算錯誤,必須寫清楚是西漢還是東漢,西晉還是東晉,北宋還是南宋。寫先秦還必須有文字學和訓詁學的功底,這種嚴格的訓練,非科班出身的作家多半沒有。寫作既可靠又好看的曆史讀物,純作家不行,純學者也不行,必須是學者型作家或者作家型學者。

純學者的著作,可以只在小範圍內傳播,供同行閱讀,不需要大眾閱讀,而作家是需要大眾閱讀的。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洞悉人性、注重細節、和讀者貼心的。這就是作家寫曆史的優勢,但是必須警惕一條――不能夠隨心所欲地虛構,不能想當然,一定要做笨功夫。在我這兒,第一個“笨功夫”就是年表。我的《中華史》,每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年表,這也是從偵探小說那裡學來的。我不記得是哪一本書小說,偵探反複地調看錄像,後來發現店裡的錄像和街頭錄像差了幾秒鍾,發現做了手腳,從而把案子破了。

做曆史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史學界都認同一個說法: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證據就是呂惠卿給宋神宗上了奏摺,提供了王安石給他的私信,私信裡面有“勿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四個字,這是欺君之罪。很多學者都採信這個說法,我做了年表以後發現,所謂呂惠卿的舉報和王安石被罷相差了半年。這麼大的罪名,半年以後才處分,是講不通的。我馬上又查到資料,陸遊的祖父陸佃當時就不相信,他打報告給太皇太后,(神宗皇帝去世以後,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執政)說能不能把所有的檔案調出來給我們看一看,太皇太后同意了。檔案調出來以後,翻遍了都沒找到這封信。太皇太后是不喜歡王安石和呂惠卿的,如果呂惠卿真的幹了這麼一件缺德事,這個證據怎麼會銷毀呢?不可能嘛,所以,可以斷定這封信是假的。

新京報:寫作《中華史》,你對自己有些什麼要求?

易中天:第一個要求,是要像好的偵探一樣,具備直覺、邏輯和證據;第二,是要像考古學家一樣,去找到實實在在的可靠的證據,如果證據本身存疑,那我會向讀者交待有各種可能,讀者可以自己去做判斷,我絕不下結論,而且,我對所有曆史人物,包括被負面評價的人物,一律遵從無罪推定的原則;第三,是要求整個故事結構要像電影,要借鑒電影的藝術手法,要有蒙太奇,要有畫面感和氛圍。

像《百家爭鳴》的第一句話是,“莊子一身劍客裝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趙王按劍以待。”畫面感是很強的。我也可能採取倒敘,比如《女皇武則天》的第一句話,“據說,女皇陛下又要選美了。”從武則天選男寵入題,這是一般學者不會採用的手法,在我這卻百不驚奇。

易中天中華史 ・ 《百家爭鳴》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新京報:太強的藝術性,可能會讓讀者擔心內容的真實可靠性。

易中天:我全部加註,像博士論文一樣密密麻麻地加註,所有的出處都標出來。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我不能保證它就是曆史真相,因為當事人的記錄可能就有誤,但是我保證每一個說法都是有來曆的,而且是相對可靠的來曆。我儘量不用野史,如果用野史的話,也是這個地方需要輕鬆一下,但我也會標註出來。

新京報:《中華史》最難寫的是哪個部分?

易中天:最難寫的經濟史,經濟史要寫得好看實在太難了。比如,《大宋革新》《風流南宋》裡面講宋代人如何炒股,那都是有證據的。我的經濟史會這樣寫,“林衝出場的時候,手上拿了一把摺扇。”林衝是大家熟悉的《水滸傳》中的人物,他拿了一把扇子出來。然後我說,這把扇子是進口貨,這說明宋代的海外貿易是很繁榮的。在宋代以前,中國的扇子主要有兩種,一種叫羽扇,所謂“羽扇綸巾”,是男人用的;還有一種叫團扇,是女人用來遮面的。而摺扇是日本人發明的。用這樣的一個細節來引出宋代的海外貿易,這就很有意思。

往往寫經濟史的人會寫一堆數字,讀者怎麼看得懂呢?我如果要寫數字,一定會有一個類比。比方說面積,我會告訴讀者,“就相當於十個籃球場”;寫到年份,我會交代一句,“也就是孔子七歲那年”,這樣大家就能有個大致的概念。

八、守住人類共同價值和底線

新京報:曾有人說,“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吸取任何曆史教訓。”你也反複引用《阿房宮賦》里的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中國人自古有重視曆史的傳統,希望能以史為鑒,卻又常常“重蹈曆史覆轍”、出現“與曆史驚人的相似”的局面,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以古鑒今是可能的嗎?

易中天:找到借鑒當然是可能的,至少理論上是可能的,就好比從理論上講,所有的案子都是能破的,但不等於實際上所有的案子都破了。為什麼曆史上的很多錯誤都在重演?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案子破不了或者最後搞錯了。原因是複雜多樣的,其中一種原因是,人們在找經驗教訓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總是去找那些自己聽起來順耳的部分,那樣肯定不行。我們經常說“盲人摸象”,摸的雖然是真像,但只是局部,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不對的,很少有人能把象全摸一遍。

而且,如果決策者都要依靠別人去幫他尋找曆史教訓,而這個“別人”又是揣摩上意的,那還會產生誤導。實際上,曆朝曆代在總結前朝教訓的時候,真的都是盲人摸象。比如,宋代總結唐代滅亡的教訓,是軍隊權力不能太大,結果宋代把軍隊搞弱了;明代又總結宋代的教訓,是文官的權力不能太大,結果把宰相製度廢除了。人們總是在錯誤地總結教訓,所以我要寫這部《中華史》,做一個純粹只以破案為目的的偵探,把全部曆史過程都弄清楚。

新京報:你研究過中國和美國史,中國有3700年未中斷的曆史,而美國只有200多年的建國史。你覺得“悠久”的曆史到底是一種資源,還是一個包袱?

易中天:用的好就是資源,用得不好就是包袱。要想用得好,就是得找到中華文明當中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相通的東西。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來看中華文明,把人類五千年文明作為背景,守住共同的底線,找到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我稱之為“共同價值”。如果能守住中華文明當中的這部分人類共同價值,那我們的曆史就是寶貴財富。一旦要故意跟人類文明擰著來,那就一定是包袱。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實行何種製度和主義,都會有一些共通的價值取向。比如,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比如說提倡愛,不要提倡仇恨,也是全世界都會同意的。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佛教講“慈愛”,基督教講“博愛”,伊斯蘭教講“至仁至慈”,都是講愛的。也就是說,愛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