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易中天:像偵探一樣探究中華曆史
2018年11月06日17:02

原標題:“更新”・易中天:像偵探一樣探究中華曆史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曆史,正史記錄,野史傳說,小說演義,戲劇編排……是非真假,眾說紛紜,成敗得失,疑竇叢生。”

當這段頗具懸念感的開場白,首次被一陣渾厚的男聲從電視機里播出,許多人正圍著火爐,吃著餃子和湯圓。這一天是2006年的元宵節,新年的節慶氣氛已接近尾聲,而這檔名為“百家講壇”的節目,正迎來命運的轉機。

央視10套的這檔文化節目辦了快五年,卻一直不溫不火,在台內面臨末位淘汰的局面。直到迎來了一位帶著濃鬱湘音,以出奇的方式解說漢代和三國曆史的主講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易中天,這個節目才終於起死回生,並在讚賞和質疑聲中火遍全國。

易中天,71歲,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文學、藝術、美學、曆史學研究。曾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主講“漢代風雲人物”(2005)、“品三國”(2006)、“先秦諸子百家爭鳴”(2008)系列節目,著有16卷本《易中天文集》,目前正著手創作36卷本《易中天中華史》,已出版前20卷。

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熟讀中國曆史的易中天,也如他的名字一樣,一躍而成為“如日中天”的“學術明星”,這大概是“學術”和“明星”兩個毫不相幹的詞第一次被連用。他“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曆史,以曆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心”,用一種貼近普通人的言說方式來趣解曆史,許多人被他的解說方式吸引,但也有人將其貶為“無厘頭”、“亂彈琴”。

儘管爭議不斷,但節目和嘉賓相互成就,易中天在接近耳順之年因為一次選擇而改變了命運。從此,他不再是一位校園內的普通教授,而是走到哪裡都能被認出、求合影的“學術超男”,他也理所當然地步入了最暢銷的作者行列。

許多人在一夜爆紅之後,很快會被人遺忘,但易中天一直炙手可熱。十幾年來,他仍然不時成為輿論焦點,或因為對時事的激烈批評,或因為登上作家富豪榜,或因為出版文集,或因為以一己之力書寫《易中天中華史》。他曾說,“國家要安定,個人可折騰。年輕人要折騰,因為他來日方長;老年人要折騰,因為他機會不多。”

5年前,他說自己是“66歲的年齡,46歲的心臟,26歲的心靈”。而今年逾七旬,身體已大不如前,但未見“廉頗老矣”的頹態。原計劃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他已完成前20卷,他說不敢保證一定能寫完,因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但他定當竭力。

  

趣說曆史,登上百家講壇

在許多人眼裡,易中天彷彿是橫空出世,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某種程度而言,確實如此。他在登上“百家講壇”之前,並非知名學者,雖也出版過“閑話中國人”系列隨筆(包括《閑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與女人》等),銷量也還不錯,但與此後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

易中天總結他在“百家講壇”主講“品三國”等系列節目成功的原因,只用了三個字:“說人話”。他說這不是罵人,而是針對過去一貫流行的官話、套話、假話、空話而言的。說老百姓都能聽懂且愛聽的“人話”,而非艱澀的、故作高深的學術腔或官腔,就能贏得觀眾的尊重和喜愛。

  

三國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曆史時段之一,《三國演義》有廣泛的讀者基礎,然而,小說畢竟不是真實的曆史,而是經過藝術加工,有想像、杜撰和演繹。然而,讀者對小說背後的曆史真相有天然的好奇,這種好奇近乎一種動物本能,它驅使人們去探究和發現,直到找到可能的答案。

  

對曆史真相的癡迷,正是曆史學者存在的理由。然而,過去的學者在講述曆史的時候,大多喜歡正襟危坐,一臉嚴肅,彷彿若非如此,則會被質疑為“野史”、“戲說”,不可採信。而那些有廣泛群眾基礎的“說書”、“評話”,則近乎一種藝術表演,更是不能信以為真。

  

易中天在央視主講的“漢代風雲人物”、“品三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系列節目,打破了“正史”的端莊和“戲說”的戲謔,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開闢了一條“趣說”曆史的新路。“趣說”既要有嚴格的考據作為基礎,又要有生動活潑、詼諧幽默的語言。兩者兼備,方能成其趣。這就要求作者本身是有趣而非死板的,其次還得有良好的文學修養。易中天是讀古代文學出身,性情幽默、隨性、爽朗、不羈,正符合“趣說”曆史的要求。

  

其實,易中天所謂“趣說”曆史的方式,也並非為百家講壇專門訂製,而是源於其一貫的主張。這種主張是受到廈門大學的前輩學者林興宅教授(與劉再複並稱“南林北劉”)的啟發。易中天剛從武漢大學調到廈門大學時,林教授便對他說:“作為學者,要麼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麼是能夠廣泛影響社會,否則自說自話沒有意義。”

  

這番話讓易中天思考良久,他在廈大的工作是從事美學和藝術學研究。他認為,美學從康德寫出《判斷力批判》以後,就已經無可超越;而藝術學自從有了黑格爾以後,同樣無可超越。他反躬自問,“我還能夠弄出一個超越康德、黑格爾的體系來永垂不朽嗎?不可能,那就只好去影響社會。”

 

易中天。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剛開始解凍,西方和本土的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公眾對新的知識和思想有著強烈的渴求。從1995年開始,易中天就探索著學術研究走向社會大眾的可能方式,並寫出了“閑話中國人”和“品讀中國”(包括《品人錄》《讀城記》等)系列。這兩個系列都是用典雅曉暢、幽默風趣的語言,來解讀中國的曆史傳統、古典文學、風土民情和國民性格,這些書雖然算不上暢銷,但也還賣得不錯,這讓他嚐到了大眾化寫作的甜頭。

  

電視機逐漸普及之後,知識類的節目也在潛滋暗長。然而,要登上電視舞台,並為觀眾喜愛,光會寫還不行,還需要能說會道,懂得電視語言,而這方面易中天頗有天賦。他曾被鳳凰衛視的“縱橫中國”欄目邀請錄製系列節目,這是一檔地理人文節目,由王魯湘總策劃、胡一虎主持,每期有六位嘉賓,易中天在節目中如魚得水,揮灑自如。他甚至還幫節目組“培訓”嘉賓,教那些學者們如何面對鏡頭說話。

  

在鳳凰衛視的出色表現,讓他被“百家講壇”的策劃人謝如光相中。謝如光告訴“百家講壇”的製片人萬衛,他發現了一位非常優秀的主講人,“當別的學者都在談論很學術的問題時,他(易中天)卻談到了小時候吃熱乾麵的感覺,這個老師肯定適合。”謝如光還向萬衛推薦了易中天的《品人錄》,萬衛讀過之後,覺得風格很適合正在籌備的“漢代風雲人物”系列。?

  

沒多久,易中天欣然接受了“百家講壇”的邀請,不是為了出名,而是為了1000塊錢一期的講課費。他算得很清楚,稅後是960元。然而,這次登台給他的回報,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

易中天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學術明星,成名後的喜樂哀愁

  

“品三國”的節目受到觀眾熱捧,媒體也像追星一樣向易中天瘋狂撲過來,“整個2005年和2006年,基本都處在媒體的‘圍剿’當中”。他被邀請登上各種電視訪談節目,個性十足的語言和幽默風趣、桀驁不馴的形象,為他贏得了眾多粉絲。紙媒的報導同樣鋪天蓋地,語言的機鋒常讓人忍俊不禁,對傳統體製和人情世故的辛辣批判,也常讓人拍手稱快。

  

易中天的犀利敢言是有名的,許多曾經上過他的課的學生,都留有深刻印象。他的好友、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曾這樣評價,“易中天極其聰明,但是人很高傲,如果你肚子裡沒有貨,他就會看不起你,有時候,一句話頂死你。”成名之後的易中天,犀利的作風不改,他會“懟”記者和主持人,即便當著電視鏡頭,也毫不留情。他曾對一個提問的主持人說,“我拒絕回答愚蠢的問題”,讓現場氣氛尷尬到極點。

  

然而,鮮明的個性正是媒體和觀眾熱衷的,“學術明星”、“學術超男”這樣的標籤應運而生,但他並不喜歡置於聚光燈下,也並不享受被前呼後擁的感覺。他自嘲與峨眉山的猴子沒什麼兩樣,“都是先請你吃點東西,吃完了再合影,只不過他們把吃東西叫‘宴請’”。對待媒體的方式,他總結為兩個字,就是“不裝”,只要做到“不裝”,即便遇到挑釁的提問,他也可以無所畏懼,毫不客氣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易中天在當時的火爆程度,只要通過圖書的銷量就能窺見一斑。2006年5月,他的新書《品三國》的版權通過競拍的方式,被上海文藝出版社以天價買走,開創了國內圖書版權拍賣的先河。此書首印55萬冊,版稅14%,出版社差不多要支付易中天180萬元的版稅。然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僅過了半個月,便有人假冒上海文藝出版社之名,偽造了假書推向市場。易中天看到假書後非常氣憤,表示一定要追究盜版商的法律責任。?

  

《品三國》正式出版後不到一個半月,印數便從首印的55萬冊連續加印四次超過100萬冊,此後累計銷量在400萬冊以上。而他此前的作品也陸續再版,成為國內最暢銷的作家之一,並連續多年入選“中國作家富豪榜”。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易中天很誠懇地說,“從此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為了謀生而怎麼著,可以愛幹嘛就幹嘛,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他一直強調,經濟獨立對人格獨立的重要性。他不認同“君子固窮”、學者就應該清貧地獨守書齋的“歪理”,他也不認為“拋頭露面”做“學術明星”有什麼不好,“胡適還做過駐美大使呢,你敢說胡適沒有學問?”

  

不過,他也深感名聲是一把雙刃劍,在享受名聲帶來的巨大好處的同時,也不得不忍受某些負面後果。在他眼裡,最大的負面後果就是“有人看不慣你,把你視為某某某之流……沒辦法,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易中天。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野心之作:“流寇主義者”的中華史

  

從“百家講壇”一戰成名天下知,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本事,機遇和才能缺一不可。

  

然而,易中天並沒有止步於此,他此後又推出了《帝國的終結》《我山之石》《中國智慧》等專業著作。2011年,16卷本400餘萬字的《易中天文集》出版,集結了他從1980年來的代表作。在文集首髮式上,一批德高望重的經濟學、法學、曆史學、哲學家為之“站台”,讓公眾看到他在學術上的“流寇主義”和良好人脈。

  

他從古代文學進入美學,又從美學轉向曆史,旁及哲學、法學、經濟、政治諸領域。在他的曆史著作中,時常能看到對曆代政治體製、經濟改革、法治建設的深入分析。他甚至還寫過一本研究美國立憲過程的《費城風云:美國憲法的誕生及其啟示》,從這些著作中頗能見其知識底色。

  

易中天有許多針砭時弊的發言,增加了其公共色彩。有人說,易中天是從大學教授向知識分子轉型。不過,鄧曉芒並不這樣看,他不覺得易中天是“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並沒有去做什麼‘為民請命’之類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識。”而易中天自己更願意稱之為“底線”,他認為可以淡化主義,但社會應堅守基本的良知和底線。

  

2013年,66歲的易中天對外宣佈了一項頗為“瘋狂”的寫作計劃,他要用五到八年時間,寫出一套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從女媧造人寫到鄧小平改革。

  

以一己之力重寫中華通史,這樣的“雄心壯誌”難免被懷疑為“自不量力”,畢竟,敢於嚐試通史寫作的人鳳毛麟角,尤其隨著學科細分和考古發掘的增加,當下的曆史學者大多隻能是斷代史專家。

  

近年,新推出的中國通史,如卜憲群主編的《中國通史》,趙世瑜、王和等人主編的《中國大通史》,以及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等,多為集合眾多斷代史學者之力的集體工程。而易中天並非曆史科班出身,其曆史功底又被質疑為不如範文瀾、呂思勉等前輩學人,要撰寫通史很可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如今,五年過去,他已經出版了前20卷,從女媧寫到了元朝。從已出版的部分來看,他並非按照時間線索完整地寫出每個朝代,而是用“打坎兒井”的方法有選擇地寫各個朝代最重大的曆史段落或曆史人物。比如,第二部“秦漢魏晉南北朝”,前後八百年曆史,共分為《秦並天下》《漢武的帝國》《兩漢兩羅馬》《三國紀》《魏晉風度》《南朝,北朝》六卷。

  

每卷的文字並不多,但故事性都很強,他說是用寫偵探小說的方式來寫這部中華史,同時又要做到每句話都有出處,“註釋要像做博士論文一樣嚴格”。他在總序中談到,寫作中華史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三千七百年來中華文明的命運和選擇,要弄清楚我們是從哪裡來,是如何走過來的,以及為什麼會這麼走。如果有可能,還想回答我們會到哪裡去。

  

從曆史中尋找來路和去向,或許是每位曆史學者的天然使命,也是每位曆史愛好者的旨趣所在,然而,曆史是否真的能為後人給出可靠的答案,是存疑的。易中天很愛引用《阿房宮賦》的結語,“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為了避免重蹈曆史覆轍,他覺得有必要重寫一部不同於前人的中華史。

  

他很得意自己的中華史賣得很好,受到讀者認可,也很得意自己微信公眾號的文章每篇都能“十萬加”。他是一個緊跟潮流的人,從電視時代、博客時代到微博、微信和聽書時代,他一樣都沒有落下,甚至,每一樣他都做得風生水起。他說,與其說是百家講壇改變了他的命運,不如說是現代傳媒。他是天生的傳播高手,或許,這源於他獨特的美學理念――形式比內容更為重要。

易中天。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易中天:最大的改變是身體不如以前了,因為去年8月份左腿骨折,打了三個釘子,感覺到身體差多了。

新京報:過去十五年,你經曆的最美好和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

易中天:都挺美好的。我不喜歡說“最”,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最”。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的最大期待是什麼?

易中天:希望身體和精神依然很好,寫作越寫越好,儘量按計劃完成《中華史》。

新京報:未來,你對中國社會有何期待?

易中天:有一個期待,是希望公眾在參與公共討論的時候,能夠更加心平氣和地說理,養成重證據、擺事實、講邏輯的習慣,而不要像現在,一旦出現一個公共事件,就選邊站隊,互相開撕。有話好好說,有事好商量嘛!

■微言

學術的最高境界,是用通俗表達高深

登上過“百家講壇”的人很多,但是,論影響力和思想性,沒有人能超過易中天。有的人也頗有影響力,但是很膚淺或者很迂腐;有的人很有學問,但是影響力不夠。易中天的“品三國”等節目之所以那麼火,是因為他抓住了社會心理的一根弦,他憑藉自己的知識儲備,用通俗的語言把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精深、微妙的東西講解了出來,讓老百姓能讀懂古人的智慧。他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跟許多傳統說法不一樣,因為他的立足點不是古代,而是持有一種現代的批判眼光,甚至帶有啟蒙的色彩,這是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

  

過去,中國人對曆史的看法,很容易陷入儒家的道德審判或佛道的虛無主義。比如,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對曆史的看法,“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就是一種道家和佛家的虛無主義世界觀,沒有多少意思。而易中天講曆史,雖然也有調侃和嬉笑怒罵,但他是帶著批判眼光去描述和分析,說出古代與現代的相通之處,古為今用,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古人,不落入古人的圈套。

  

其實,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用最通俗的語言把最高深的思想表達出來,這實際上很難做到。能讓大眾欣賞和接受並不容易,需要非常深厚的專業能力和社會閱曆,還要有底層關懷,要對世態人情瞭如指掌。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只是賣弄一點知識,老百姓是不會買賬的。我們知青這一代學者一般都是跨界的,一開始都是東看西看,有了收穫之後,再經過短期的所謂科班訓練,大多沒有太強的專業領域意識。易中天的思想跨度非常大,與現在專業細分之後的學者很不一樣。學者如果只關注一個領域,那最多隻能是行業專家,而不能成為思想家。

  

學者應該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追求一時的轟動效應。知識分子的使命是為社會貢獻思想,寫出有長久生命力的作品,他們不需要那麼多的粉絲和聚光燈,那些東西都是過眼煙雲。易中天雖然功成名就,但他仍然能耐住寂寞,這方面我很佩服他,他現在的全部心思都在中華史上,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我讀了《易中天中華史》的前幾卷,覺得寫得不錯,他採用《史記》的筆調來寫,很紮實,幾乎無一字無來由。學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現實,與現實保持距離,才能抓住現實中最深刻的東西。如果總是被現實吸引,那是比較膚淺的。

□鄧曉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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