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功出細活:諾獎不能急功,只能慢養
2018年10月12日09:59

  來源:中國科學報

  日本科學家本庶佑拿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至此,新世紀以來已有18位獲獎時為日本國籍的日本人獲諾獎。算下來,離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實現大半。

  如果從國家的科研經費投入來看,我國肯定不弱。參與科研的人員數量也不在少數,畢竟我國人口基數擺在那兒。那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我就培養機製和擇題談些個人的體會。

  之前曾經寫過5篇關於教育的文章,總結起來,無非是想說,教育跑得有點太快了。家長著急、老師著急、學生著急。我們都知道,慢功出細活。可是,什麼時候能讓你慢呢?

  從小學擇校開始,幼升小的壓力就開始推著大家往前跑了,不然如何能讓小朋友進得了好的小學?之後是中考、高考。家長們分享的經驗簡單來說,就是提前學,恨不得初二就把高中的知識點全學完,這樣才能輕鬆應對能幫助自招加分的各種杯賽。這其中的道理跟打遊戲一樣,你練到17級後,想去打個10級的怪獸,那還不是隨便秒殺!

  為什麼呢?雖然國內的大學不少,但名校屈指可數,能在QS、泰晤士世界大學排名進前100的就更少。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擠進去,就只能跑了。這是中小學的現實。

  進了大學,讀了研究生,似乎能喘口氣。可是,還得跟著導師繼續跑,因為科研評估體系決定了。人工智能方向倒不需要導師使勁推才肯跑了,原因是市場決定了,好論文的數量對年薪的影響那可是線性增長的。

  日本有沒有補習班呢?有。東方人的基因似乎決定了,大家都喜歡上課後補習班。但像我國這樣泛補習班、泛提前學的情況應該沒有。

  但“慢”同樣是日本的特色之一。

  我曾去過日本京都的銀閣寺,對寺庫里清潔工用鑷子撿樹叢中的垃圾、用毛筆大小的刷子清理下水井邊上的灰塵印象深刻。這種極致的慢,也許是造就京都出奇乾淨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諾獎獲得者中也有類似的情況。2002年獲獎的田中耕一畢業後在島津製作所工作,被迫從本科時的電氣工程專業轉到化學,默默地做著底層研究員。因為機緣巧合和自身努力的結果,發明了“軟激光脫著法”,讓使用質譜分析法分析生物大分子成為可能。而他的成果是兩年後的1987年,當時28歲的他才第一次在分子質量測定的會議口頭報告了發現,第二年才在歐洲一本自然科學雜誌上發表,成為諾獎種子的關鍵性學術論文,這也是一種極致的慢。

  為什麼能慢呢?因為急不來。如果我們還在發展中,那麼首先還是要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從某種意義來看,科研的水平與平均生活水平是等價的。只有越來越多的人不以財富的多寡來評價人生價值的時候,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願意慢下來、投身做些有益於人類進步的創新。

  我在複旦大學15年有餘,對複旦的校訓深有體會,“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比起校訓,更常用來描述複旦的一句是民間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關於自由而無用,似乎有多種詮釋。2010年初,新聞系校友李泓冰認為:“所謂‘自由’,是思想與學術甚至生活觀念,能在無邊的時空中恣意遊走;‘無用’,則是對身邊現實功利的有意疏離。”

  而從科研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複旦造就的“自由而無用”是指可以自由地選擇科研方向,可以做些目前無用的研究方向。這兩點對於創新都很重要。

  因為可以自由選擇科研方向,所以作的研究才容易產生腦洞大開的奇思怪想。而無用的意義在於前瞻性。

  對於學校而言,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有條件完成產學研轉換的。而以科研為主的老師並不見得能有多少時間和能力來實現轉換。雖然思路有了,核心技術也有了,但產業化的路上需要做更多的技術活,需要作更精細的調參,一如現在人工智能正火的深度學習。但這些活,並不見得能在科研創新上產生更大的價值,卻需要耗費科研人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許,我們鼓勵一些不擅長這些活的科研人員做些具有前瞻性的、無用的研究方向會更好。

  大的創新往往需要達摩面壁十年的那份堅持,才能有那種可能率先被提出、可以改變人類思維方式的原創性成果。

  而人的時間與空間往往又是一個平衡體。有首歌是這麼唱的:“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錢的時候我卻沒時間;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時間的時候我卻沒有錢。”

  如果現有的科研評估體系能夠讓科學工作者慢下來,科研人員不用過多地參加各種會議、忙於申請可提供科研保障的項目、發表太多短平快的“高質量”論文,也許諾獎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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