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聚焦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
2018年10月08日20:06

  原標題: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聚焦氣候變化與技術創新

  北京時間10月8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將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所做的貢獻。

  瑞典皇家學院在公佈結果時說:

  “他們通過構建解釋市場經濟如何與自然和知識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寬了經濟分析的範圍。”

  威廉・諾德豪斯出生於新墨西哥州阿爾伯開克,任耶魯大學史特林經濟學教授,是全球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頂級分析師之一。他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了研究全球變暖的經濟學方法,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有效途徑。

  保羅・羅默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他在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中構建了一個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有意識地進行研究開發以促進技術進步的數理模型。

  不是諾貝爾獎的經濟學獎

  1896年,瑞典科學家諾貝爾辭世並立下遺囑:“請將我的財產變做基金,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那些在前一年度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人。”

  為了實現諾貝爾的遺願,瑞典國會折騰了好幾年,終於在1900年通過了諾貝爾基金會章程,設立了化學獎、物理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和和平獎5個獎項。

  也就是說,今天宣佈的經濟學獎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諾貝爾獎,因為它是在諾貝爾去世幾十年後才被設立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於1968年,由瑞典中央銀行在其成立300週年之際為紀念諾貝爾增設,全稱是“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不過,儘管它不屬於諾貝爾遺囑中所提到的五大獎勵領域,但此獎項與其他諾貝爾獎享有相同地位,遵循類似的評選規則。

  該獎項的評獎機構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和諾貝爾化學獎相同,均為瑞典皇家科學院。評選過程也仿照諾貝爾委員會設立了一個“評選委員會”,由該學院的五名成員組成。

  每年9月,評選委員會會向數千名科學家、學會成員和大學教授寄發邀請函,請他們提名下一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候選人。

  評選委員會和特別指定的專家會在來年對提名進行審查,並於9月結束前決定最終候選人名單。該院的社會科學家們會在10月初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投票表決,每年最多可選出三名獲獎者。

  由於該獎項不是根據諾貝爾的遺願設立,自然也輪不到諾貝爾掏錢,這鍋還得由當初設立它的人來背。

  該獎項的獎金由瑞典中央銀行撥付給諾貝爾基金會,金額在1000萬瑞典克朗左右,每年因經濟形勢變化而有所浮動。2018年的經濟學獎金是9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696萬元)。

  按照諾貝爾當初的設想,諾貝爾獎獎金應保證一位教授20年不拿薪水卻能繼續其研究。不過,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深諳經濟學的大咖們都是掙錢小能手,拿獎後“亂花錢”的可不少,有人大方捐款,有人買鄉村豪宅。

  上一屆得主理查德・塞勒在得獎時的獲獎宣言是:“我會儘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獎金!”

  “非經濟學家”得主的中國情結

  長期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視為“年長者之獎”。

  據統計,該獎項得主的平均年齡為67歲。其中,最年輕的得主是51歲的美國經濟學家阿羅,而最年長的得主是90歲的美國經濟學家赫維克茲。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獎項的所有得主中有兩名非經濟學家,分別是1974年得主司馬賀和2002年得主丹尼爾・卡內曼。

  其中,有著中文名字的司馬賀與中國淵源頗深。

  司馬賀原名赫伯特・西蒙,出生於1916年。在“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堅冰後的1972年7月,他作為美國計算機科學代表團成員首次訪問中國,後多次來華交流講學併合作研究,1994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80年,他作為美國心理學代表團成員第二次訪華時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司馬賀,與英文“西蒙赫”諧音,之後更是以70多歲的高齡開始學習中文。

  司馬賀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天才科學家。他跨界獲得9個博士學位,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

  他還是人工智能學說的創始人之一,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二年,又成為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圖靈獎得主。

  其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對經濟學有所涉及並創立了“注意力經濟”等學術理論。但是,或許是其他領域的成就太過耀眼,獲獎前沒人稱他為經濟學家。

  丹尼爾・卡內曼則是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他從未接受任何正規的經濟學課程,但因為心理學領域的“展望理論”對行為經濟學產生重大影響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自由與保守之爭

  截至2017年,該獎項得主共63名,囊括保守與自由兩派的學者。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立後的最初幾十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經濟學家都獲得了該獎項,但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獎被連續不斷地頒發給保守派學者。

  據《大西洋月刊》,牛津大學經濟史學家艾夫納・奧弗爾指出,這也許並非偶然,恰好與瑞典本身的政治衝突加劇相吻合。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本人也曾深入參與了瑞典政治,他最初是社會民主的擁躉,後來轉而投向另一派,曾非常激烈地指出,工人權利、工會化等社會民主政策不利於繁榮。

  奧弗爾在著作《諾貝爾因素:經濟學獎、社會民主和市場轉向》中記錄了該獎項的曆史,作者在書中描述了兩種相互競爭的學說。

  其一簡稱為“經濟學”,是研究人與自由市場的互動,主要依靠抽像理論、數學模型,以及理性行為假設;第二種學說被稱為“社會民主”,涉及政府如何為其公民服務,並更多地關注為此所出台的公共政策。

  簡單來說,前者為自由派學說,強調市場獎勵有錢人和成功者;而後者是保守派學說,強調社會民主和公民平等。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思想後來不斷演變以互相適應。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學者交替獲得。

  但奧弗爾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後,該獎項似乎在不斷強化自由市場的首要地位。

  諾獎得主教你如何理財

  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經濟學家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這與經濟理論對現實的貢獻和景氣的市場行情相關。

  但是,據《衛報》,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濟一蹶不振,經濟學家的職業地位下降到曆史最低水平。有分析認為,除了經濟的低迷,這還與後期的經濟學研究過於理論化、對實際經濟生活幫助不大有關。

  不過,雖然大部分的經濟理論都十分高冷,但也有一些得主的理論能用來解釋生活現象。

  理查德・塞勒:窮人越省越窮,富人越花越富

  2017年的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了一個名為“稟賦效應”的理論,即當你擁有一樣東西之後,你對它的評價會高於沒有擁有它時。失去一樣東西的痛苦要靠2倍獲得的快感才能抵消。

  對於窮人來說,錢是用來維持生計的,所以窮人對錢有“擁有感”,為了避免失去擁有的東西,他們容易產生安於現狀的情結――不敢花錢。而富人則沒有這種效應帶來的心理負擔,他們的錢是用來投資的,以創造更多的錢。

  實際上,錢一旦停止流通就會失去價值,所以這個世界往往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安格斯・迪頓:年入7.5萬美元的人最幸福

  2015年的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曾對45萬美國人的幸福感進行調查,該調查基於2008年和2009年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所進行的幸福指數調查數據。

  他們經過梳理後發現,若年收入在7.5萬美元以內,人的幸福感會雖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超過這一界點,人的幸福感增加便不再明顯。換句話說,朱克伯格的幸福感或許還不如在三環內有五套房的房東們。

  丹尼爾・卡內曼:第一印像往往不是真相

  2002年的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曾提出“錨定效應”理論,即當人們做出判斷時,會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

  比如,人們遇到減價商品時都會去看原價,原價標得高就會非常高興。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由自主將原價錨定為判斷商品價值的基準了。

  文/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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