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大佬都沒有拿到諾獎,身為學渣的我很欣慰
2018年10月01日08:11

  來源:科學大院微信公眾號

  今天,諾貝爾獎就要陸續公佈了。117年來,諾貝爾獎以權威性和豐厚的獎金吸引了學界內外的關注。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俗話說,不想得諾獎的科學家不是好夢想家。得諾獎先得有實力,有了實力這隻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後面還有層層關卡,比過五關斬六將還難,不信咱今天就來盤一盤。

  第一關:時機關

  駐守此關有三員大將:生得早,死得早,發力早。

  l 生得早

  諾獎從1901開始頒發,生得太早,顯然是得不到諾獎的。(這好像是廢話)

牛頓(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牛頓(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比如牛頓同學,單單在物理方面的成就,保守估計夠拿三個以上物理學獎。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皇家鑄幣廠的工作,至少夠得一個經濟學獎。牛頓在1717年通過安妮女王法案創立了金幣和銀幣之間的聯繫,非正式地把英鎊從銀本位轉移到了金本位。牛頓因此獲得女王授予的爵士身份――不是因為他對科學的貢獻,而是因為這個意義非凡的偉大改革大大增加了英格蘭的財富和金融穩定性。比照物理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頒獎,牛頓更沒戲。

  l 死得早

  相對來說,“死得早”比較容易理解,諾貝爾的遺囑中就明說了,獎項只頒給在世的人。除和平獎和經濟學獎之外,其餘四個獎項目前均有明顯的獲獎者老齡化趨勢,這說明學者成果獲得認可的平均年齡在逐漸提高。

  由於這個奇葩規定,很多命不夠硬的優秀科學家得不到諾獎。對雙螺旋結構有關鍵性貢獻的富蘭克林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的例子。不過也有一位特別(bu)幸運的逆天之人,在死後得到了諾獎。2011年,加拿大生物學家拉爾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在諾獎公佈的前3天去世,當時不知情的諾獎委員會仍然把當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此公,得獎原因是他“發現樹枝狀細胞及其在獲得性免疫中的作用”――這是諾貝爾獎歷史上唯一一次把獎項頒給已故人士!

拉爾夫・斯坦曼(右)
拉爾夫・斯坦曼(右)

  l 發力早

  發力早這一點可能跟很多人的理解相反。尤其在化學生物學等領域,有時候運氣來得太早,反而是糟糕的事,因為工作成果算在了導師的頭上。

  195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由美國微生物學家塞爾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一人獨享,以表彰他發現第一個有效治療肺結核的抗生素――鏈黴素。但在1943年首次發現鏈黴素的人,其實是他當時的學生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兩人共同發表了論文,並且同為新藥專利的持有者。1950年,沙茨將自己曾經的導師告上法庭,就發現鏈黴素的貢獻和專利使用費問題主張權利。法官最終裁定了鏈黴素為兩人共同發現,專利費問題也最終調解成功。打贏官司後,沙茨也曾上訴諾貝爾獎委員會,要求承認自己在鏈黴素發現中的貢獻。但遺憾的是結果並未改變。失去的諾獎,沙茨再也要不回來了。

艾伯特・沙茨
艾伯特・沙茨

  化學獎有時候會頒給發現人名反應的化學家。而很多時候一個新型的反應模版,很可能只是某個學生靈光一現。有個在江湖上盛傳已久的八卦,說的是日本某小教授,喝多酒之後就會說:老子也是得過諾獎的!只不過老子的諾獎由導師替我去領了。此中悲喜,不足為外人道也!

  當然,學生時代發力早的人,最後得到諾獎的也不少。所以說,這事兒具體還是得看諾獎評委會的心情。

  第二關:美人關

  英雄難過美人關,而美人難過諾獎關。

  到目前為止頒發的近900項諾獎中,女性不到50人,佔比不足6%。相比較而言,文學獎和和平獎的女性得主比例較高,都是大約八分之一;物理學獎的女性得主比例最低,只有1%。當然,從事科研的女性少,是女性得主少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時間段來看,最近幾十年的女性諾獎得主比諾獎剛開始的幾十年增加特別多。所以女性當自強,多多得諾獎!

吳健雄
吳健雄

  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他倆在實驗中證明了宇稱不守恒原理。而該理論的原創者、另一位華裔女科學家吳健雄卻沒有得獎。按人數限製,吳健雄完全可以與李政道和楊振寧並列獲獎。美國物理學界的泰鬥奧本海默公開表示對頒獎結果感到不公平,他認為證明宇稱不守恒有三個人的功勞最大,除了李、楊之外就是吳健雄,而且特別強調不可忽視吳健雄的功勞。

  如果說吳健雄是否該得諾獎尚有爭議,那麼美國女天文學家魯賓(Vera Rubin)沒能獲得諾獎則是公認的諾獎遺珠之憾。

魯賓
魯賓

  魯賓被譽為“暗物質之母”,她在研究星系旋轉時發現了暗物質存在的證據。這一偉大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理解,絕對值一個諾獎。作為觀測天文學家,她還是美國科學院首位女性成員。據說在她之前,普林斯頓大學從沒有女性去研究天文學,帕洛瑪天文台也從沒有女科學家進行觀測。縱觀她的一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她還應該獲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身為女性的她在天文學領域打破了許多以往的成見。然而,這位偉大的女性已於2016年底去世。

  第三關:大佬關

  學術圈有大佬,有大佬就有江湖。諾獎歷史上發生過因學術理念不同而被大佬阻撓得獎的例子,最廣為人知的受害者就是門捷列夫。

門捷列夫
門捷列夫

  1905年門捷列夫成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本來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授予他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以表彰他發現了元素週期律。然而,化學家阿倫烏尼斯(Svante Arrhenius,1903年化學獎得主)強烈反對門捷列夫得獎,有人認為,這是因為門捷列夫對阿倫烏尼斯的溶解理論有很多批評。

  雖然阿倫烏尼斯不是委員會成員,但他當時是瑞典化學界一言九鼎的大佬。在他強烈反對下,門捷列夫在1905、1906兩度與諾獎失之交臂。1907年2月門捷列夫去世,永遠失去了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機會。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

  除了學術理念不同之外,有時候大佬看不懂研究成果,也會成為得到諾獎的絆腳石。1921年,42歲的愛因斯坦因光電效應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而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相對論、質能方程等等均未獲得諾獎,因為評委會的專家們理解不了。老愛飛得太高,大佬們跟不上節奏。

  第四關:方向關

  男怕入錯行,得諾獎也看行當。諾貝爾沒有數學獎,這碗冷飯已炒過多年,、其實最近一百年,現代科學爆炸式發展,涵蓋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很多確實是諾貝爾本人在當時無法預知的,除數學獎之外,還有不少學科也是註定與諾獎無緣。

  2009年,包括一名諾獎得主在內的十位科學家聯名寫了一封公開 信,呼籲諾貝爾獎增設新學科獎項。他們援引1968年增設“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先例,說明增設獎項並非破壞規矩,而是與時俱進。該請求最終遭拒――諾獎委員會認為現有獎項足以囊括當今文明的發展。

  真的足以囊括嗎?並不是

潘恩(圖片來源:《nature》官網)
潘恩(圖片來源:《nature》官網)

  華盛頓大學生態學教授羅伯特・潘恩(Robert Paine)於上世紀60年代在海岸生態觀測中發現有些物種在生態平衡中作用巨大,並由此發展出 “關鍵物種”(keystonespecies)的概念。隨後生物學家們在各種生物群中都找到了“關鍵物種”的存在。潘恩的這一概念現今已成為生態學的指導理論原則,並被應用於人類的自然政策。可是諾貝爾獎項中並無生態學獎,無法表彰這一重要理論。潘恩也於2016年7月去世。

博洛格(圖片來源:wiki)

  不過,諾獎委員會也有些補救辦法,那就是“學科不夠,和平獎湊”。美國農學家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其小麥育種的研究而獲得了1970年的諾貝爾獎章。他的研究造福了億萬人,恐怕比所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拯救”的生命還多。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和戈爾也因在氣候問題上的努力而被授予諾貝爾獎。他們獲得的都是“諾貝爾和平獎”。

  第五關:人數關

  這關恐怕是諾獎道路上最難過的一關。眾所周知,諾貝爾獎除了只頒發給在世的人之外,還有名額限製:最多三人。所以如果一個重要研究其開創者太多的話,那就有倒霉蛋得不到諾獎了。

戴森
戴森

  諾獎歷史上最著名的“第四人”非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莫屬。196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和費曼(Richard P。 Feynman)分享。三人共同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做出基礎性的工作。費曼發明了路徑積分,施溫格使用一種複雜的“微分”,朝永振一郎則提出超多時理論,三人用不同“重整化”的方法在各自分支上解決了發散問題。這些方法是不是等價的呢?當然是!戴森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深刻理解了這三種方法,通過更深入的分析和高階計算將該理論最終完善起來。物理學界認定戴森應同為“量子電動力學”的奠基人,但戴森最終未獲諾獎。

卡茨
卡茨

  哥倫比亞大學有機化學教授卡茨(Thomas J。 Katz)是研究反應機理方面的專家。他在七十年代致力於烯烴複分解反應的機理研究,發表在JACS上的《The Mechanism of the Olefin Metathesis Reaction》比後來獲得諾獎的格拉布(Robert H。 Grubbs)還早,屬於該反應機理方面的奠基之作。2005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分別開發催化劑的格拉布和施羅克(Richard R。 Schrock),以及最早“猜出”機理的肖萬(Yves Chauvin)。而真正把機理驗證並坐實的卡茨,到頭來只能遺憾地為他人做嫁衣。據說老頭本來話就不多,從此後話就更少了。

  第六關:孔方關

  都說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在追逐諾獎的路上,任你本事再大,沒有孔方兄罩著那是萬萬不能的。

  說到錢,那得說說2008年諾獎成果綠色螢光蛋白的故事。綠色螢光蛋白研究其實最早開始於美國化學家道格拉斯・普瑞澤(Douglas C。 Prasher)。普瑞澤是歷史上第一個成功複製綠色螢光蛋白(GFP)並且完成基因測序的研究者。他無私地將自己的成果與馬丁・查爾菲(Martin Chalfie)和錢永健進行了探討和分享。他還天才地預言,可以利用GFP當做生物化學系統的示蹤劑,來對大量的生物分子進行定位。

普瑞澤
普瑞澤

  然而這位天才的研究者在學界停留的時間卻非常短暫,因為沒錢。雖然普瑞澤最終成功複製了綠色螢光蛋白的編碼基因,但遺憾的是,他沒有申請到其他的研究經費,無法開展進一步的研究。他也沒能順利從助理教授晉陞為副教授,只好關閉自己的實驗室,到別人的實驗室工作。但這家實驗室的條件十分惡劣,普瑞澤不得不離開。後來他又到阿拉巴馬州的一家分包商那裡工作。只經過了短短一年半的時間,這家公司決定取消正在進行研究的生物項目,普瑞澤失業了。為了維持生活,他成為一名巴士司機,時薪不到10美元。

  好在,馬丁・查爾菲(Martin Chalfie)和錢永健因為綠色螢光蛋白的研究獲得了諾獎(還有一個獲獎者是日本科學家下村)!普瑞澤來到錢永健的實驗室重新進行螢光蛋白的研究,這回他不用再為經費發愁了。

  這個看似喜劇的結尾,其實是一個沒錢導致的悲劇。

  結語

  幹什麼事都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得諾獎這種大事更不例外。本文提到的科學家們,全都是各自領域的大牛,即使沒得諾獎,也值得我等後輩膜拜。而把他們的“悲劇”寫出來,除了從得獎層面聊聊難度係數之外,最重要的則是希望更多人知道這些偉大的名字,並瞭解他們做了什麼。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在2018年諾獎頒布的時刻,讓我們對這些在人類探索未知的艱難旅途中孜孜以求的傑出人物致敬!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