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整個世界過敏的人:這一點兒都不聳人聽聞
2017年07月21日10:00

  利維坦按:在《我們為什麼會過敏?》一文中,我們瞭解到過敏反應並不是身體機能紊亂,而是身體驅逐過敏原的策略與方式。當然,我們的過敏反應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過度的免疫系統反應是很危險的。但“隨著現代西方生活水平的提高,平衡是不斷在改變的。因為我們創造出了更多的合成化合物,我們將自身置於各種化合物之中,每個化合物都有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或成為潛在的過敏原。我們的先人們可以為了躲避過敏原而從山林的一邊移居到另一邊,而我們想要逃離現有的環境卻並不容易。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想要避免這樣的環境,我們大概只能生活在室內了。”

  或許你會覺得這是聳人聽聞,但在這個星球上,的確有那麼一群人選擇主動遠離了城市,遠離了有香味的產品、殺蟲劑、塑料、合成纖維、煙霧和電子輻射。

  文/Kathleen Hale

  譯/夏夜夜夜

  校對/Charlene、圖靈4.0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jul/11/snowflake-arizona-environmental-illness

  本文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由夏夜夜夜在利維坦發佈

  很多東西都讓蘇茜・莫洛伊(Susie Molloy)痛苦不堪――有香味的產品、殺蟲劑、塑料、合成纖維、煙霧、電子輻射等,不勝枚舉。蘇茜還在“正常人的世界”時,汽車尾氣能讓她噁心好幾天,香水則會讓她癲癇發作。

  後來她搬到了亞利桑那州雪花城。

  “下車之後,我就不再需要氧氣罐了,”蘇茜在後視鏡裡衝我咧嘴一笑,“我能走路了。”

  約有20個家庭住在蘇茜現在生活的地方。雪花城的大多數居民都和蘇茜一樣,患有他們所謂的“環境病”(environmental illness),這種診斷頗有爭議,因為它將原因不明的症狀都歸咎於汙染。

  蘇茜突然轉向,開上另一條泥路的時候,我嚇得膝蓋直打顫。而《衛報》的電影製作人梅・瑞恩(Mae Ryan)坐在副駕駛,正忙著拍攝窗外的景色。未來四天,我們會在這兒探究人們在此安家的原因。蘇茜也答應接待我們,條件是我們不帶外界的心理醫生來評估他們的狀況。

  蘇茜朝一個鄰居的車道點點頭:“住這兒的人病得很重。”道口的牌子上寫著“不速之客勿入”。

  原為牛欄的帶刺鐵絲網和死掉的刺柏吸引了我的目光,遠處的雪山若隱若現。我們停下腳步,蘇茜示意梅打開黃色聖誕絲帶裝飾的大門。

  黛比・施梅爾策(Deb Schmeltzer)已經靠自己的卡車生活了五年,她說,比起有Wi-Fi、能通電的房子,她更喜歡卡車里的鋁皮。(本文所有圖片均由梅・瑞恩為《衛報》拍攝)

  認為現代化便利設施會招致痛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1869年,喬治・彼爾德(George Beard)博士發表數篇論文,抨擊現代文明和蒸汽動力,稱它們會“刺激大腦,導致嗜睡、疼痛、壓力大、反應遲鈍”等症狀。

  彼爾德博士認為,對化學物質敏感的表現還包括“懼怕社交、獨處、汙染、甚至恐懼本身……懼怕一切”。

  彼爾德將這種病命名為神經衰弱症(illness neurasthenia)。蘇茜則將其稱作“對整個世界過敏”。

  蘇茜警告我們,住在她家車道上的“室友”黛比對氣味極其敏感。為了保護黛比,我們同意了五花八門的條件:不能租車或住汽車旅館,因為租來的車和汽車旅館里都有化學清潔劑;要穿蘇茜的衣服,住在蘇茜家。蘇茜還讓我們發誓來之前不會“燙小卷”,這讓我覺得她已經隱居沙漠很久了,因為這種髮型已過時很久。我和梅有好幾個星期都沒用化妝品、乳液、香水、護髮產品、芳香洗滌劑、織物柔順劑和乾衣機布。我們用的是無香肥皂、洗髮液和一種天然除臭劑,根據包裝上的說明,這種除臭劑就是塊撿來的石頭套了個盒子。

  儘管我們已經盡力了,但黛比敏感的鼻子還是沒放過我們的體味。對黛比來說,我們聞起來就像被伏特加淹過的BBW店舖(Bath and Body Works:美國BBW,銷售美容美體產品)。她的原話是:“你身上好香,有花香和化學溶劑的味道。”

  去雪花城並非易事。我天一亮就起床,登上六人小飛機後噁心嘔吐,落地之後,在一個名為肖洛(Show Low)的小城(距鳳凰城160英里)沿著繁忙的高速公路走了一英里,最後才上了蘇茜的車。

  蘇茜答應過:“我們會盡力幫你們把自己洗乾淨,我買了很多雙氧水。”

為了讓凱思琳(本文作者)用上無味的防曬霜,蘇茜給了她氧化鋅和紅花油的混合物來抵擋烈日。
為了讓凱思琳(本文作者)用上無味的防曬霜,蘇茜給了她氧化鋅和紅花油的混合物來抵擋烈日。

為了讓凱思琳(本文作者)用上無味的防曬霜,蘇茜給了她氧化鋅和紅花油的混合物來抵擋烈日。

  蘇茜決定,最好的辦法是讓我們一下車就直奔浴室,在那把外界的化學物質洗乾淨後,光著身子進屋。於是我們脫掉了衣服,在碎石車道上沒面子地快步走向浴室。

  我和梅才剛認識幾個小時,她就裹著浴巾跟我說:“你可以先去洗澡。”

  蘇茜家只有一個房間,是所不依賴傳統公共服務設施的離網型房子,牆上都包著雷諾茲牌(Reynolds)加厚鋁箔紙,衛生間也不例外。衛生間高處有個封死的小窗戶朝向沙漠。我用橄欖油皂搓遍全身,鼻腔里充斥著硬水的鐵鏽味。

  這時梅來敲門,不情不願地問我穿沒穿內衣。蘇茜在另一個房間喊道:“我們在玩變裝遊戲!”

  我這才明白,梅在問我是不是穿了蘇茜的內衣。我猶豫了一會兒,想像著沒穿內衣的場景:在沙漠里真空上陣。

  “嘿!凱思琳,”蘇茜大喊,“你到底穿沒穿內衣?”

  “穿了!”我答道。

  晚些時候,我們聚在廚房。因為黛比對穀物、轉基因食品、防腐劑、所有人造調味品和人工色素過敏,所以我們晚飯吃的是白菜湯。

  房間被一張簾子一分為二。吃過晚飯,我和梅蹲在簾子兩邊想著該怎麼睡 :我們只有兩張金屬摺疊床(其中一張還是壞的),沒有毯子――因為毯子有吸附性,而根據當地人的邏輯,我們的毛孔還在“排放”危險的化學物質。沙漠里的晚上冷得要命,蘇茜家也沒有任何供暖設備,我後悔不久前開始戒鎮靜藥的決定,真希望自己能昏過去。

  我們問蘇茜有沒有襯布,至少能蓋住床上的鐵彈簧。她走出屋子,回頭喊道:“對了,這裏的老鼠很凶!”蘇茜回來的時候拿了一張髒到結塊的浴室地墊:“給,”她關了燈,“這墊子很舒服的。”

  當天晚上,我和梅――兩個一天前還完全不認識的人就要抱著彼此取暖。我提醒自己,不管我們感覺多糟糕,比起蘇茜和黛比在外界受過的折磨都不值一提。

蘇茜喜歡收集印第安陶器,這種陶器在她家附近的沙漠里隨處可見。
蘇茜喜歡收集印第安陶器,這種陶器在她家附近的沙漠里隨處可見。

蘇茜喜歡收集印第安陶器,這種陶器在她家附近的沙漠里隨處可見。

  蘇茜在樹木茂密的加州北部長大,20世紀70年代,她多數時間都生活在灣區,打些零工,和男朋友四處旅行。當蘇茜的朋友們患上當時沒人能理解的疾病(譯者註:愛滋病)而紛紛殞命時,她正飽受呼吸道、胃腸道和神經系統病症的折磨。醫生認為蘇茜可能只是焦慮而已,這讓她感到很受傷。

  愛滋病疫情陷入危機後,蘇茜的症狀愈發嚴重,甚至一聞到煙味或看到電線就會惡化。因為身體無法正常運轉,蘇茜回了老家。她在家通過反複試驗進行自我診斷,最後確定了導致重症的罪魁禍首。蘇茜睡在父母家的門廊和浴室地板上,因為只有在這些地方,她才能呼吸。她的母親則收集雨水供她飲用。

  蘇茜現在已經回到了舊金山,坐上輪椅攻讀殘疾人政策碩士學位。她創立了環境病宣傳簡報――《敏感者》(the Reactor),該簡報在由全國過敏患者組成的地下網絡中傳閱。一位患有環境病的讀者告訴蘇茜,他居住的地方“空氣還算乾淨,還能忍受”。1994年,蘇茜跟他來到了雪花城,她很快就融入了這個當時只有幾個人的小社區。不到一年,蘇茜的父親和鄰居集中資源為她建了所房子――“一個雖小,但卻安全的地方”。

  同時,黛比從未感覺自己的生命如此危在旦夕,這種狀況舉國罕見。

  黛比和蘇茜一樣,最初也以為自己得了愛滋病,排除這種可能之後,她陷入了無休止的猜測。就連那些相信黛比病了的人都對此輕描淡寫,說她會好起來的。

  黛比以前身強體健。小時候,她住在密歇根湖附近,駕船和各種運動都不在話下。進入密歇根理工大學(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之後,她在邦迪克斯航空公司(Bendix aircraft)工作了九年,是該公司唯一的女性冶金工程師,專長是故障分析。

  懷孕後,黛比仍堅持工作,並因此吸入了。沒人告訴她別這樣,她能聞到的也只有同事身上的古龍水和須後水。香味產品讓黛比的健康狀況岌岌可危,她經常嘔吐。

  1992年,黛比生下孩子後辭去工作,當起了全職媽媽。她住在一所帶火爐的發黴房子裡,經常煙燻嗆人。鼻竇感染來勢洶洶,並惡化成了給她致命一擊的偏頭痛。黛比的體重暴跌到75磅,醫生說她得了厭食症。

  最後,黛比崩潰了。女兒16歲時,她離開了密歇根,過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黛比住在卡車里,因為車里的金屬內壁很安全,不像塑料和石膏板牆會釋放出化學氣體。

  這個口口相傳的地下網絡最後也把黛比帶到了雪花城,在這裏,她為環境病患者做家務來換取食物。一次黛比給鄰居的衣服做高溫消毒時,蘇茜注意到了她。這時黛比已經在自己的卡車里住了5年,需要個停車的地方,她們就這樣成了居家二人組。黛比用熱板為蘇茜烹飪“乾淨食物”。她們帶給彼此歡笑,保護對方。黛比終於承認自己已經7年沒見過女兒時,蘇茜擺出一張撲克臉表達了自己的同情。

  蘇茜67歲時終於用上了自己的碩士文憑,雖然用途並非她的初衷。蘇茜成了雪花城的非官方迎新負責人、治療專家和辯護人。她和患病的男女坐在一起,除了蘇茜,沒人相信他們病了。每天晚上,蘇茜至少會接5個長時電話,它們都是孤獨的臥床患者打來的。只要他們需要陪伴,蘇茜就和他們儘量多聊一會兒。她還幫忙處理申請政府援助的繁瑣的文書工作。蘇茜向環境病患者保證,他們的病不致命,只是會“很痛苦”。

  我們遇到的所有人都喜歡蘇茜,說出口時還眼含熱淚。

  歷史上,不管移民遷居何處,背井離鄉的理由通常決定了新居住地的等級製度。清教徒為宗教原因遷居異地,因此虔誠的清教徒就很受歡迎。淘金者為尋找黃金匆匆離鄉,挖到黃金的人自然就高人一等。

  但人們來到雪花城是為了養病,因此,疾病在這裏成了社交通行證,“正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個貶義詞,因為化學香味劑和電不會讓正常人感到疼痛、身體虛弱。這讓我和梅同那些曾經傷害、拋棄、誤解過雪花城的人成了一丘之貉,也讓我們的地位等同於麻風病人。

  萬幸的是,我馬上就要大病一場了。

梅和凱思琳說:“蘇西和黛比想知道,她們怎麼才能確定,我們不是又一夥來這兒找樂子的記者。”
梅和凱思琳說:“蘇西和黛比想知道,她們怎麼才能確定,我們不是又一夥來這兒找樂子的記者。”

梅和凱思琳說:“蘇西和黛比想知道,她們怎麼才能確定,我們不是又一夥來這兒找樂子的記者。”

  到雪花城的第二天,我睡醒的時候頭很痛,梅的頭髮還在我嘴裡。頭痛很快發展成了噁心,我開始感覺到似曾相識的感冒症狀,負面情緒趁虛而入。

  我一直都很想寫一篇關於雪花城的報導,因為我對病人躲到茫茫荒野中尋求平靜的想法感同身受。大概兩年前,我精神崩潰,逃到精神病院躲了兩週,藥物治療和心理諮詢讓我重回現實世界。當時,我感覺自己理解了那種將一切都拋之腦後的衝動。

  精神崩潰之後的近兩年里,我一直延續著在精神病院時的作息(包括睡眠、飲食和服藥),這至少讓我感覺不會失控。但現在,因為我們的住宿安排、蘇茜家不如人意的主食(白菜),還有我那時有時無的願望―― 懷上寶寶,只要長得不像章魚就行,我的日常安排都被打亂。

  我跟梅說:“我開始覺得,現在可能不是減少精神藥物攝入的最佳時機。”

  但梅把我的話都當耳旁風,自顧自說:“有麻煩了。”

  在廚房裡,蘇茜和黛比向我們挑明,我們之間已經出現信任危機。前一晚,我和梅決定給她的相機電池充電,而這顯然讓蘇茜無法入睡。

  我說:“但我和梅聽到蘇茜打呼嚕了啊。”

  黛比反駁道:“你傷害了她。”

  蘇茜和黛比想知道,她們怎麼才能確定,我們不是又一夥來這找樂子的記者――嘲笑她們,用惡作劇測試她們到底有沒有病。

  黛比說我們騙不了她,並給我們講了個故事來證明。黛比的女兒“10歲還是12歲來著”的時候,她們一起去了雜貨店。黛比得意地笑著:“我同女兒和她的朋友走散了,找到她們之後,我聞到了她們身上的味道。雖然她們嘴上說著‘沒沒沒’,但我知道,她們剛才是去試用香水樣品了。上車之後,她們咯咯笑作一團,我讓她們滾下車。”

  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我問黛比:“你逼她們下車了?”

  黛比好像不懂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是啊,當時我們離家只有大概3英里了。”雖然黛比“最後”還是掉頭回去接她們了,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從她女兒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朋友來找自己玩,最後卻和自己一起被半途扔在公路上。

  我擔心我們也要被趕出去了。

  黛比說,我們必須保證只能寫一篇積極的文章,告知讀者環境病的臨床有效性,這樣她們才能信任我們,讓我們留在這裏。

  梅說:“這個我們沒法保證。”

  沉默突然籠罩了這間鋁箔包裹的房間,此前一直不露聲色的黛比現在卻好像要哭了。我們能寫文章報導的可能性似乎已經微乎其微了,所以我清了清嗓子,準備進行一番極端坦誠的自我剖白,希望能模糊重點。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開口了。

蘇茜家的牆上都包著鋁箔,以防任何氣味從建材中溢出。
蘇茜家的牆上都包著鋁箔,以防任何氣味從建材中溢出。

蘇茜家的牆上都包著鋁箔,以防任何氣味從建材中溢出。

  我告訴蘇茜和黛比,我知道“生病卻沒人能理解你”是什麼感覺――至少能懂一點。 我告訴她們,四五年前我開始脫髮,後腦勺的頭皮總感覺火辣辣的,這種感覺太強烈,我只能用冰袋當枕頭。我每時每刻都感覺噁心、疲勞,還經常哭。因為蘇茜和黛比在介紹她們的症狀時用了很多次“腹瀉”這個詞,所以我在講述中也生搬硬套地塞進了這個詞。

  她們的態度軟化了。當我說到當年我看過的所有醫生是如何告訴我,我的身體狀況良好,並把我介紹給心理醫生時,蘇茜和黛比一臉防備,同時又會意地哂然一笑。她們問我當時處境如何,我以為她們指的是心理狀況,所以就告訴她們,自己是怎樣為了一個名叫詹姆斯(James)的傢伙搬到紐約,和他一起租房,一個月後分手,丟了工作,存款為零――“啦啦啦”。蘇茜打斷了我:“不,我們問的是外界環境。”我記得我們的公寓建在斜坡上,在一家乾洗店的下風處。我經常站在乾洗店的通風口旁邊,因為我覺得和街另一頭的宰雞場比起來,洗衣劑真的很好聞。

  蘇茜和黛比好像想擊掌慶祝了,因為我的抑鬱症就是環境病的症狀之一。

  “他們用各種化學製劑清洗屠宰場,”黛比激動地問,“你走之後,症狀消失了嗎?”

  “沒有,但是我的醫生朋友讓我儘量戒掉麥麩之後,症狀開始有所緩和。”

  “麥麩!和我當時的情況一樣!”蘇茜說,“那是我當時發現的過敏源之一,對麥麩過敏的人要比人們想像中多。”

  “對我個人來說,這隻是安慰劑效應,”我小心翼翼地觀察著蘇西和黛比的表情,她們顯得很失望。當我提到“身心失調”這個詞時,她們表現得更加侷促不安了。

  “很長一段時間里,吃無麩質食物的效果都很明顯,尤其有助於緩解腹瀉――所以我覺得,光是控製生活環境就很可能有用。但直到皮膚科醫生給我開抗抑鬱藥後,頭皮的燒灼感才開始消失。”我繼續說道,“但我並不是說這些症狀是心理作用”,我知道,因為緊張,我又一次冒犯了她們。然後我放了個十分刺耳的屁,惹得梅大笑起來。

  蘇茜只是聳了聳肩,黛比還是無動於衷,就像沒聽到我放屁似的,這根本不可能。雖然化學物質會讓她們感到不適,但她們的身體機能沒問題。

  想到談論自己的病史可以推進對話,我坦白了自己正頭痛。蘇茜馬上給我找來了泰諾(譯者註:Tylenol,感冒藥),黛比和藹地解釋說,頭痛再次表明我的身體正在排出來自外面世界的毒素。

  我的病立刻提升了我在蘇茜家的地位。黛比遞給我一個馬克杯:“給。”蘇茜輕扣藥瓶,把藥片倒在我的手裡。

  過去24小時里,我幾乎一直聽到別人說我渾身散發著“惡臭”, 並被當成身患傳染病的怪人來對待。所以這時,我格外感激蘇西和黛比的照料,過去擁抱了她們。蘇茜默許了,但黛比說,對她們來說我抱起來還是太香了。

  “但我改主意了,”黛比對梅說,“如果你想拍我的話,我同意了。”

  蘇茜的鄰居斯滕(Steen)說自己對電腦、Wi-Fi、電和紙上的油墨過敏,因此他必須把電子郵件打印出來,通風晾乾24小時之後再讀。斯滕只通過親筆信回覆電子郵件。

  和大多數鄰居一樣,蘇茜和黛比都在領殘疾人津貼。但福利並未讓她們感到沾沾自喜。當大多數人拒絕承認你所患的疾病時,申請殘疾人補助並非易事。就算你能得到些補助,這些錢也可能說斷就斷 ――一旦亞利桑那州的官員看了你的檔案,覺得你的病是胡編亂造,補助就會中斷。

  雪花城的居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強調,他們想工作,懷念工作。他們說,自己得不到認同,沒法實現自我價值。很多人和黛比一樣,以前都是化學工程師。他們很聰明,很容易感到無聊,怕有些人會誤解,覺得他們懶惰、遊手好閑,他們會因此感到無地自容。雪花城的居民說自己想工作時,我相信他們。我也相信他們病得太重,實在沒法工作。這裏有很多人整日臥床不起,環境疾病引起的疼痛讓他們兩眼昏花,連睜開眼睛都很勉強。

  我們在沙漠里跋涉,收集石頭時,蘇茜說:“這裏的人會選擇自殺。”我們的靴子碾碎石化的兔子糞便。蘇茜告訴我們,幾個月前,她有個患環境病的朋友自殺了。

  蘇茜說:“他既沒抑鬱,也沒其他問題,就是受不了了,所以把自己餓死了。”在雪花城,居民自殺顯然很常見。蘇茜估計,這裏每年大概有兩個人自殺。我指出,因為雪花城的人口流動性大,這個自殺率可不低。

  蘇茜說:“我們自己埋葬死者。”

  我說:“我很遺憾。”

  我們在這裏遇見的很多人最後其實都找到了相信他們的醫生。但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他們在外面的世界遭受了一次次令人深感羞辱的檢查,成了急救室里的常客,早已視醫務人員為敵。現在,這些人說起自己的醫生時都一臉崇拜,這些醫生大多都有整合醫學(integrative health,集西醫、整體治療和一對一治療為一體。)經驗。只要我把環境病歸為身體狀況,雪花城居民就很樂意,甚至渴望和我交流。但我一將環境疾病和心理問題相提並論,他們就生氣,連拐彎抹角地說也不行。多年來,他們一直都覺得病了,還要和種種質疑聲抗爭。這裏的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聽一個剛見面的外來者說自己是瘋子。

  我不怪他們。晚些時候,我的胃又疼了,我忍著胃痛瀏覽自己的筆記,重讀我通過多次對話潦草記下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表明,我們遇到的所有人可能都有某種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無論起因是生病、目睹全國性健康危機、還是――據筆記上一兩個對話記載――遭受性侵。

  我問蘇茜有沒有通過服藥來治療環境病時,她一開始像個小女孩一樣咯咯直笑:“不關你事!”

  “不過我確實吃藥了,”她停頓了一下,“為了治癲癇。”

  某些精神類藥物也能用於治療癲癇,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說出了幾種熟悉的藥品名,蘇茜聽到吃過的那種藥時點了點頭。我想知道,我們得的到底是不是同一種病,不管這種病如何定義。

蘇茜在晾曬用無香洗滌劑洗過的衣服,她是最早搬到雪花城的人之一。
蘇茜在晾曬用無香洗滌劑洗過的衣服,她是最早搬到雪花城的人之一。

蘇茜在晾曬用無香洗滌劑洗過的衣服,她是最早搬到雪花城的人之一。

  我們在雪花城的最後一天早上,黛比在車道上截住了我,跟我解釋我有多脆弱。她一直在思考我的症狀:頭痛、所謂的抑鬱症病史,我的月經也在我們到這的第二天就不期而至,比平時早了兩週。

  “我的心理醫生說,這些只是壓力造成的,”我說,“我覺得,或許我們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共同點,只是我們定義它的方式不同。

  黛比搖了搖頭:“你也有環境病,我能感覺到。”

  她試探著用平靜的聲音跟我解釋,實際上,有客觀科學的方法能測出我有沒有環境疾病,她馬上就能當場幫我測試。

  測試流程相對來說沒那麼疼,但我不能在本文中具體描寫。我們進行測試時,我說:“我覺得,如果我在報導中省略細節,測試聽起來會比實際境況更故弄玄虛。”

  黛比說:“人們會認為我們瘋了。”

  我說:“我本來就是瘋子。”

  “不。”她否認道。

  測試結束後,黛比在昏暗的房子裡找眼鏡,我在門口徘徊。因為我已經換回了自己的衣服,所以已經被禁止進入室內。我來時穿的衣服散發的香味早就讓黛比雙耳腫脹,聽不清別人說話了。我該走了,黛比卻說她用來診斷環境病的儀器失靈了,因此我們必須保持聯絡,於是我寫下了手機號和郵箱。

  我說:“能和你擁抱道別嗎?”

  她回答:“穿著這些衣服可不行。”

  蘇茜送我們回“正常人”社會的路上,菜牛在溝渠旁瞪著我們,小牛在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蘇茜告訴我們,她認為心理疾病和環境病之間沒有任何交集。對人體來說,某些物質有毒,僅此而已。

  蘇茜說:“如果有人毫無顧忌、粗心大意,讓你處於會導致病發的環境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攻擊。”

  梅說:“攻擊?這個詞可有點重啊。”

  “沒錯,”蘇茜說,“所以我才這麼說。”

  在登機口,我想起包里還有應急的安定,所有壓力便煙消雲散。但還沒落地,安定的藥效就過去了。到家時,我感到與生俱來的悲哀。我幾乎在盼望黛比的測試能成功,這樣她就會找出科學依據來解釋我有時感覺糟糕透頂的原因。

  幾天前,黛比和蘇茜打來了電話,她們開了免提,因為把聽筒舉到頭邊會引發神經問題。蘇茜和黛比還是想讓我告訴她們,我在報導里到底會怎樣描述她們。蘇西和黛比擔心我會取笑她們。我告訴她們,這並不是我的目的,我會儘量陳述事實。就在這時,黛比告訴我,測試結果表明我有環境病。(來源:利維坦公眾號)

  “但我能幫你。”她說。

  蘇茜補充道:“我們能幫你省去好幾年的無用功。”

  我問:“我怎麼了?”

  黛比保證,總有一天,她會告訴我,但要等她讀完我的報導再說。

  我說:“這算是勒索嗎?”

  蘇茜和黛比狡黠地輕笑起來。

  我還在等待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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