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與周立波的一場“較量”……
2017年01月21日09:20

  在中國,一方面當下全社會瀰漫著一股仇視精英的情緒;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有權、有錢、有名的人們往往總能享受到許許多多“特殊待遇”,以至於被縱容壞了的他們經常忘乎所以。

  昨天,“海派清口”明星周立波因非法持有毒品、槍支以及駕駛汽車時使用手機在美國紐約長島被捕的消息曝光後,我的手機立刻被刷屏了。

  這不免讓我回憶起了5年多前與周立波的一場莫名其妙的“過節”。

  2011年7月10日晚,第二屆中國達人秀決賽舉行,周立波是那一屆的評委。我的朋友、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家張生看了電視轉播後給我寫來了一篇文章,以比較尖銳的口吻批評了周立波的表現。

  這篇文章被我發表在了當時由我主持的《上海商報》評論版上。

  不料文章發表的當天,周立波便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對張生和我的報紙口出惡語。語言粗鄙汙穢,時隔多年,我在這裏就不再引述了。他的核心意思是,張生寫這篇文章、我的報紙發表這篇文章,說到底都是想要借他這個明星而博取名聲。

  這件事情在當時引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許多媒體先後參與進來。由於之後周立波又連續發微博攻擊張生,而張生始終不願意出面回應,我在一週後忍不住在FT中文網上也發表了一篇文章,闡述了我作為那篇文章的編輯對這場口水戰的看法。毫無疑問,我嚴肅批評了周立波。

  現在重提這件事,並非要顯示張生和我是多麼有先見之明,更不是對今日身陷囹圄的周立波幸災樂禍。我只是非常感慨,同時也為這位同齡人頗感遺憾。

  昨天晚上得知此事後我專門聯繫了張生,本來想請他寫點什麼的,但他堅決不肯。我們都由衷感慨,是中國的法治環境、輿論環境以及整個社會大環境害了周立波們。

  在西方國家,那些權貴、明星和上層人物一方面自小大多受過比較好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個人修養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對他們盯得也格外牢,使得他們在法律和道德規範前不僅享受不到任何特權,反而比普通大眾受到更多約束。

  ▲疑似美國警方拍攝周立波被捕後的照片

  但在中國,一方面當下全社會瀰漫著一股仇視精英的情緒;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有權、有錢、有名的人們往往總能享受到許許多多“特殊待遇”,以至於被縱容壞了的他們經常忘乎所以。而在許多普通人內心,對這些特權階層的敵視與豔羨則是同時存在的。

  這構成了當下中國社會最光怪陸離的混亂價值,如果它是一枚硬幣,那麼它的正面是:只要你是個成功人士,你就一定是壞人;而反面是:只要你成功了,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想,素來崇尚“咖啡”、“西餐”的上海小K周立波大概就是懷著這種中國式的忘乎所以才會把那輛黑色奔馳汽車駛上美國公路的。不幸的是,他這回遇到了真的一輩子“咖啡”、“西餐”的美國警察、美國媒體和美國百姓。

  眼下春節將至,張生和我都希望周立波能夠吉星高照。

  附舊文兩篇

  周立波在達人秀上秀出了什麼

  張 生

  7月10日晚上,第二屆中國達人秀的決賽在萬眾矚目中終於登場,其場上氣氛之熱烈,場外吸引電視觀眾的人數,尤其是吸引的上海電視觀眾人數之多,恐怕用“萬人空巷”這個詞都不足以表達其萬一。

  與第一屆相比,這一屆最終勝出的幾個達人雖仍保有上一屆主打的苦情牌,如惹人疼愛的烏達木就是一例,可另外幾個獲獎的人,如卓君、胡啟誌等,尤其是“菜花甜媽”的絕唱“送你蔥”,卻絕對是天生才藝難自棄使然。

  顯然,這一屆的達人,包括擁有純淨歌喉的烏達木,都已更接近“達人”(TALENT)這個詞的本義,那就是具有特殊的天賦或者過人的能力的人。借“達人秀”這個舞台,他們得以將自己的才藝表現出來,同時也讓我們得以分享他們讓人羨慕的天賦與才能,從中得到共鳴與歡樂。

  但是,在我看來,昨天真正的達人卻並不是那些舞台上的選手,而是在評委座席上的周立波先生。

  這一點,相信昨晚曾借新浪微博這個平台進行互動交流的觀眾都有同感,因為周立波的名字出現得甚至比那些獲獎的達人還要多。可遺憾的是,他們並不是為周立波的表現喝彩,而是喝倒彩。

  他們或者為其言行感到難堪,或者直接對他表示厭倦。無須隱瞞,我也有同樣的情緒。不過,與不少人的意見相異的是,我並不認為周立波是因為話太多而惹人討厭,因為其他兩位評委黃舒駿和伊能靜的話也不少,有時比周立波還要多,可他們卻並沒有受到觀眾的批評,那麼這是為什麼?

  我以為,那是因為周立波在達人秀這個舞台上“不小心”或“賣力”“秀”出的東西恰恰暴露了他的“本質”,或者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達人”。

  從第一屆起,周立波對達人的點評就已受人詬病,如果說其生硬的措辭和勉強的玩笑只是暴露了他不善於使用國語或者不善於用國語進行有那麼一點文化的思考之外,這一屆他的表現就遠不止這些了,他的點評讓觀眾看到的是他的膚淺的思想和低下的教養。

  這隻要從他點評卓君時直言若有人說中國沒有達人就是“病人”便可看出。這當然並非特例,當他告訴不幸的烏達木他有幸生長在這個“幸運的社會”時,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幸運”這個詞與“社會”聯繫在一起的。

  而實際上,即使是對卓君的點評,“亮點”也主要集中在對他的“鄉下人”的身份的發現上。之前周立波在複賽時,對卓君的點評就已顯現出了這一點,當他聽卓君說自己來自廣西南寧的一個縣之後,立即用一種誇張的語氣和不屑的表情說了一句:“縣裡面的”。

  可是,就是這一句“縣裡面的”,把周立波的可憐的優越感和內心裡引以為豪的東西顯露了出來。

  ▲從左至右:黃舒駿,伊能靜,周立波

  可是相較而言,無論是黃舒駿還是伊能靜,他們對同一個對象的點評,不僅言辭溫文爾雅,所關注的也是達人們的才藝和在精神上的追求。

  其實,如果稍加註意,就會發現,黃舒駿、伊能靜和周立波都是同一個年齡段的人,都出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可他們的修養相差如此之大,我以為,應該與他們所受的教育背景有關。

  這其中,周立波顯然是最差的,當然,這也與他們的成長環境有關。黃、伊二人是在台灣、香港等地成長的,周立波這個“城里人”,雖然在號稱大陸最大的城市――上海長大,可他成長的環境可能卻是最差的,大概比他不以為然的“縣裡面”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差也有可能。

  坦率地說,我並不認為周立波是個“特例”。我和周立波也是同齡人,從周立波的身上,我也看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某些共同的特徵。

  就像周立波已經成為媒體紅人一樣,我們這代人也大都已經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幹,但是,窺一斑即可知全豹,從周立波在達人秀的表現可以看出,我們都還是一些比較粗鄙的人,我們的社會也依然還是一個粗鄙的社會。

  而我們若想要變得文雅,還需要不少的時間。可問題是,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粗鄙而不自知,反而對此沾沾自喜並以此成為“達人”,這樣就不僅讓人同情,同時也讓人覺得可恥了。

  本文發表於2011年7月12日《上海商報》

  對於教養,我已經沒有奢望

  陳 季 冰

  FT中文網編者按:7月12日《上海商報》刊登同濟大學教授張生批評周立波的文章後,周立波在微博上以辱罵回應,引起一場不小的公共事件。FT中文網特刊登該文編輯、《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陳季冰的文章,探討言論權利與言論底線的問題。我們也歡迎此事件的任何一方或其支持者,通過寫信或留言的方式參與討論。

  上個星期被一樁突如其來的口水官司搞得比較煩,雖然它與我本人沒有太多關係。

  老實說,7月11日晚上我決定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商報》評論版上發表同濟大學教授張生的文章《周立波在達人秀上秀出了什麼》時,做夢都不會想到,它竟會引起周立波如此令人驚詫的反應,進而又幾乎釀成了一起“事件”。

  在差不多整整一週內,不斷有人聯繫我――其中有單純想要打聽所謂“內幕消息”的,有表達對張生的聲援和對周立波的不齒的,也有力挺周立波並痛罵張生的,還有轉而讚揚或遷怒於我和我的報紙的,甚至有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代理張生起訴周立波名譽侵權的律師……

  我只好不厭其煩地告訴他們:我只是個編髮了一篇評論文章的編輯,並非張生教授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我關注微博不多,也不是上海獨角戲的愛好者,所以也對周立波先生的事蹟並不熟悉。

  但我最終還是決定寫下點什麼,主要是因為,這一週來媒體和互聯網上關於此事的眾說紛紜一再地使我感歎,我們這個社會實在欠缺一些最基本的是非標準。

  我不想諱言張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但作為發表那篇文章的編輯,我從未說過我認同他的觀點。我更可以在這裏十分誠實地說,如果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我,我多半不會使用那樣的話語。

  然而,無論你讚同還是反對張生對周立波的尖刻批評,當下的核心問題是:張生(或者任何一個“李生”、“王生”)究竟有沒有權利發表文章批評一個叫周立波(或“金立波”、“錢立波”)的人?這個問題的另一種表述是:像我這樣的一名媒體編輯究竟有沒有權利刊登一篇批評周立波的文章?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完全取決於張生的言論是否觸犯了國家法律和社會普遍道德底線?而完全不取決於周立波本人及其“粉絲”如何對它進行解讀和反應。反過來,周立波對張生的反擊言論也同樣應當遵循這個原則。

  我們看到,張生文章里最令周立波暴跳如雷的話是說後者“膚淺”、“粗鄙”和“教養低下”,而周立波在連續幾天的微博里則先後將張生稱為“藏獒”、“膿痰”和“叫獸”。

  我知道,究竟何種措辭屬於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以及什麼樣的情況構成名譽權侵害,只有法官才能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決。

  但我還可以憑著20年新聞工作的經驗負責任地說一句,假如“粗鄙”、“膚淺”和“教養低下”屬於人身攻擊的話,那麼世界上所有的報紙和電視台恐怕都得關門;而假如“藏獒”、“膿痰”和“叫獸”可以在公眾場合隨口對人說的話,那麼我們生活的世界將會變成一個臭氣熏天的下水道,大概周立波自己也不會喜歡。

  正因為如此,當我這幾天聽到讀者的交流意見,或看到一些針對此事的媒體評論時,總覺得有些哭笑不得――它們要麼強調張生對周立波的批評多麼正確,要麼稱頌周立波的滑稽戲說得多優秀、《達人秀》主持得多出彩……

  惟獨遺漏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對言論權利以及言論底線的嚴肅討論。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當然也有我自己的價值立場、審美偏好和情感情緒(例如我已經說了,我不是上海獨角戲的愛好者,但卻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而張生恰好是位小說作家),但在眼下這件事情上,我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正當批評的權利,並對惡語中傷嚴格把關。

  事實上,當有人將周立波怒罵張生的首條微博轉給我看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應該給週一個在報紙上公開反駁的機會。於是我特地要求我的責任編輯寫了一條“編者的話”發表在第二天的版面上,表示我們歡迎周立波來稿。

  有一句話我們沒有寫明,因為我認為它是多餘的,那就是:就算我們是一張急於借周立波的鼎鼎大名提升發行量的小報,我們也永遠不會準許發表汙言穢語。

  但我們等來的不是周立波的辯理,而是他加大分貝的謾罵。

  從周立波連日來在微博上說的那些話來推測,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認為,一切批評到他的言論都屬於“挑事”,都是“無良媒體”在“玷汙社會良知”,最終都是因為批評者想要借他的名出名。

  我只能遺憾地說,這再次印證了一條真理:人總是很容易把天下所有人想像成與他自己一樣。

  當然,周立波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他的天賦權利。但作為媒體,我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我不會因為有一個叫周立波的人可能會以這種方式思考問題,就對社會上的那些“名人”一味奉承,並過濾掉所有對他們的批評。這就好比周立波也不會因為有我這樣的對他的上海獨角戲不感興趣的人,就停止四處表演一樣。

  這幾天的媒體評論中,有一種論調頗具黑色幽默效果。它旁徵博引地指出,因為名人從社會中得到了巨大好處,所以他們面對批評指責時應當比普通人有更大的忍耐度和寬容心。

  這無非是重複了張生文章的觀點:名人應當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和文化教養。在我看來,這是個根本不需要旁徵博引的簡單常識。這些評論家們還不無幽默地指出,周立波連日來的反應彷彿都是為了急於證明張生對他的批評是多麼正確。

  然而仔細一想的話,你就會頓生悲哀――叫罵髒話和隨地吐痰是有沒有“教養”的問題嗎?至少我自己堅定地認為,不當街罵髒話、不隨地吐痰是每一個合格公民都必須遵守的起碼社會規範,與“教養”二字幾乎扯不上什麼關係。

  因此,我的要求就低得多了,我一點也不指望當今中國像周立波這樣的“名人”會比我們芸芸眾生自覺恪守更高的道德標準,我只求他們不要再如此一往無前地認定,因為自己是個“成功人士”,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踰越基本的社會道德底線。至於教養,那難道是我們還敢於奢望的嗎?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周立波畢竟只是一個演員。試想一下,如果他是一級政府高官,能夠調動的不是“粉絲”的尖叫,而是予取予奪的行政大權的話,他那半口“膿痰”豈不是要淹死一大堆張生這樣的“藏獒”、“叫獸”和我這樣的“無良小報人”?

  正是因為這個社會舞台已經被那種“只問成敗、不辨是非”的肮髒價值觀汙染已久、已深,所以才造就了那麼多像周立波這樣的“成功人士”,才使他們虔誠地相信,自己是其他想要躋身成功行列的尚不成功人士的敲門磚。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認為張生所謂“我們這個社會還是比較粗鄙的”,說得太輕描淡寫了。

  如果“成功者”真的可以為所欲為的話,那麼“成功”就必定會是我們時代的唯一信仰。為了“成功”,人們可以不擇手段。

  對此,時評家魏英傑的話振聾發聵:如果周立波可以不為他的汙言穢語付出代價,那麼我們每個人都將為這個基本是非都不分的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本文發表於2011年7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陳季冰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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