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台Xbox和幾個90後 就險些毀了微軟的遊戲夢
2018年05月11日14:29

  一群年少輕狂的熊孩子偶然間打開了微軟遊戲帝國的後門,之後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大衛・波科拉(David Pokora)是多倫多大學的新生,他得去美國特拉華州走一趟。

  波科拉給自己的改裝版大眾高爾夫R買了一個更酷炫的引擎罩,結果卻被海關扣在了邊防。所以他只能先把東西寄存在華盛頓的一個朋友Justin・梅那裡,再驅車去拿。梅和他其實是網友,兩個人是在Xbox上玩遊戲時認識的,但多年來從並沒有見過面,所以波科拉也想借這個機會和朋友好好聚一聚。

  從家裡到華盛頓有8小時的車程,波科拉的老爸不放心,要和他一同前往,這樣還可以換著開車。就這樣,他們開著家裡的捷達出發了。

  一個小時後,他們達到了紐約州的邊境劉易斯頓,辦理過關手續。在接受了例行檢查後,那個邊防人員看起來已經準備放行了。他看著平板電腦上的資料不經意的問了一句:“這Xenon是……什麼?”。

  這句話讓坐在副駕駛座上的波科拉心裡一緊,他是怎麼知道Xenon的?

  Xenon 是波科拉在Xbox上的網名,通常只會出現在《HALO》等遊戲中或者他常去的論壇上,這時怎麼會從一個邊防人員的嘴裡說出來?

  過了好一陣子,波科拉才想起來他說的可能是自己的工作室Xenon Development Studios,但波科拉從沒對外宣傳自己的公司,畢竟做的不是什麼光彩的生意。他能讓任何Xbox玩家擁有隨意解鎖Xbox成就、跳過關卡等類似的神奇能力。

  於是波科拉就和邊防人員說Xenon是自己開的工作室,還一再強調是有正規註冊的。邊防人員讓他們再稍等一下,就轉身離去了。

  就在波科拉等那個人回來的時候,他隱約覺得車後好像有一些異樣,透過後擋風玻璃,他看到了兩個身著黑色製服的人正從兩翼靠近。“情況有點不對”,父親說了一句,話音未落,一個人影已經來到車門旁,對著波科拉吼道:“立即下車!”。波科拉這時才意識到自己中了埋伏。

  在美國邊防檢查站的拘留室中,波科拉坐在角落里的一張鐵凳上,低著頭回想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盤算著自己有多大的罪。

  在十年前,當他第一次嚐試改造Xbox的系統軟件時,只是覺得有趣而已,就像是在和大公司里的高級工程師們進行較量。可是後來,有趣變成了貪婪,道德被金錢、地位和刺激感所吞噬。波科拉也逐漸成為了一系列嚴重社會事件的背後推手:侵入遊戲開發者的電腦,偽造Xbox原型機,慫恿入室偷盜微軟總部。

  波科拉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已經激怒了不少上層人士,而且已經遠超出了遊戲圈範圍。除了Xbox網絡,他和同夥們還曾偷偷入侵美國軍方的系統。但直到被逮捕,波科拉仍沒有意識到自己將面對怎樣的嚴厲的審判。

  在接下來8個月裡,波科拉將被指控密謀竊取知識產權信息,總估值高達10億美元。聯邦公訴人認為他可能會是第一個因竊取美國商業秘密而被判有罪的外國黑客。波科拉的很多朋友將被捲入到他創造的大麻煩之中,有的變成了二五仔,有的變成了逃犯,有的甚至丟了自己的性命。

  通過監視窗,波科拉能看到一個聯邦特工正彎腰和自己的父親交談。當老波科拉得知自己唯一的兒子將有很長時間不能回家,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這個普通的建築工人唯一能做的只是用雙手抱住頭,沉默。

  看著痛苦的父親,波科拉輕聲說到:“會沒事的,爸,會沒事的”。但這微弱的聲音並沒有傳到老波科拉的耳中,而是被沉重的鐵門徹底隔絕在了房間這一側。

  波科拉天生有著對遊戲和編程的興趣。在他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已經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擁簇了。他三歲時候玩遊戲《Blake Stone:Aliens of Gold》的錄像現在還家裡存放著。相比於遊戲本身,他更好奇的是自己的動作為什麼能控製屏幕里的那個人。

  在小學的時候,波科拉第一次接觸到編程並立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一次去往波蘭的探親旅行中,百無聊賴的波科拉用筆記本電腦自學了Visual Basic .NET語言,他覺得通過摸索讓程序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有無比的成就感。

  就在他對編程感興趣的時候,家裡給他買了一台初代Xbox。這台主機能夠聯網並和其他人一起玩多人遊戲,而且有著與Windows完全不同的構架,讓當時還在玩SFC的波科拉興奮不已。

  波科拉最喜歡的遊戲是《HALO》,不玩遊戲時他喜歡到網上搜索Xbox的技術信息,久而久之他認識了一群黑客,而這些人正準備顛覆人們對Xbox的認識。  

  這些黑客將Xbox拆解,把主板、CPU、RAM中的數據提取了出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數據都是加密的,提取出來也沒有什麼用處。不過就像密碼專家說的,“微軟犯了很多幼兒園級的錯誤”。比如微軟把啟動代碼的解密碼留在了RAM里。

  2002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巴尼・黃(Bunnie Huang)發現了這個解密碼,並把它共享給了黑客們。從此黑客們可以在Xbox上運行自製程序,比如FC和MD模擬器,還可以對遊戲的系統文件進行修改。

  網上有大量的破解教程,波科拉也把自己的Xbox破解了,並對自己最喜歡的《HALO》進行修改。比如在《HALO2》的地圖中隨意改變地形或者改變地圖的天氣。很快他在那個圈子裡也有了一些名氣。

  2005年Xbox的全民破解時代告一段落,因為微軟推出了次時代主機Xbox360。顯然微軟吸取了之前的教訓,Xbox360看上去安全得多,沒有了那些低級的安全錯誤。黑客們都有些失望,在他們看來破解Xbox360只剩一個希望――得到Xbox 360的開發機。

  開發機中存儲了很多開發用的工具,利用它黑客很可能找到系統的漏洞。因此微軟一般只會給授權的開發者發送開發機,所以開發機極少會出現在市場上,一旦出現一定被高價瘋搶。但有一個黑客卻幸運的得到了一堆Xbox開發機,而他將幫助波科拉登上Xbox地下王國的巔峰。

  38歲的範・克里夫(Van Cleave)是美國富國銀行的技術主管,2006年的一天,他聽說附近的回收廠正在批發Xbox光驅,決定去撿點便宜。那裡的人看他很有興趣,就告訴他倉庫里還堆積了很多其他的Xbox硬件。

  克里夫的另一個身份是Xbox破解組 Team Avalaunch的成員之一,於是他順手買了幾張便宜的Xbox主板回去研究。

  等他回到家,把主板安裝到Xbox360里,屏幕上的開機畫面有些反常,上面顯示的“是否進入debug模式”。他驚叫到:“臥槽,這是開發機的主板!”

  克里夫知道自己找到了寶藏,他和回收站達成協議,買下了所有Xbox的硬件,再把它們拚成開發機。其中一些被他自己收藏了,另外一些他打算賣個好價錢。

  結果16歲的波科拉成了他的顧客之一。2008年波科拉和克里夫在網上結識,波科拉的黑客技術讓克里夫非常欣賞,於是把開發機賣給了波科拉。波科拉還幫著他銷售開發機給其他黑客,價格在1000美金至3000美金之間不等。?

  有了開發機,波科拉可以在Xbox360上修改遊戲了,他的首個目標就是剛發售的《HALO3》。波科拉經常在半夜研究《HALO3》的代碼,導致上學遲到,成績下降。對此波科拉不以為然,他覺得如何用開發機編程是他唯一需要學習的東西。

  波科拉把自己的一些成果發佈到各大HALO論壇上展示,比如Halomod.com。這引起了另一個黑客安東尼・克拉克的注意。18歲的克拉克會反向編程改造遊戲,利用機器語言推導出編程代碼。安東尼希望與波科拉合作,搞一些大事情。

  他們在編程、遊戲、汽車、音樂方面有很多共同語言,很快變成了好朋友。波科拉也賣給了安東尼一台開發機,而安東尼則教給波科拉如何反向編程。他們一起製作了一款作弊軟件,能夠讓士官長變成鬼畜士官長,比如一下可以跳到雲彩里或憑空發射導彈。

  他們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了Partner Net上,並玩起了自己魔改的《HALO3》。Partner Net相當於半開放的Xbox Live,是專門給開發者測試遊戲用的。

  他們的動作很快被微軟和Bungie注意到了,但遊戲製作者們起初並沒有當回事,還誇他們技術很不錯。得到專業人士的肯定,讓波科拉很高興,也許自己以後也能當一個遊戲工程師。

  但波科拉並不只是在Partner Net上面玩自己遊戲,他們有時還會竊取其他測試遊戲的內容。

  一次波科拉發現微軟正在測試《HALO3》的新地圖,他就私自在遊戲里截了圖併發到了各大論壇。有一天,他們再次打開《HALO3》,發現主菜單上有一句開發者留給他們的話:“好人可不會在Partner Net里偷雞摸狗。”

  波科拉看後啞然失笑,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惡作劇罷了,又不是做了什麼違法的事。於是無視了這個善意的警告。

  雖然波科拉在測試平台里鬧得很歡,但2009年之前Xbox 360都一直沒有被破解,換句話說Xbox360的防禦在2009年被攻破了。

  這種破解叫做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一種硬件破解,要在機器上的主板上焊上一個定製的芯片來實現破解。一夜之間無數Xbox 360玩家拿著自己的機器去破解。隨著Xbox Live上多人遊戲越發火爆,如果你能提供讓人虐哭對手的外掛,有一大堆小屁孩拿著爸媽的信用卡等著送錢。

  波科拉和克拉克則看到了發財的機會,他們瞄準了當時火上了天的《Call of Duty》,並建立了一個修改大廳(modded lobbies),進入這個大廳,玩家就可以玩魔改版的《Call of Duty》,飛行、穿牆、瞬間移動、100%命中,基本就是神仙打架。而費用是每月100美元。

  如果玩家願意多花錢,波科拉還可以提供“感染服務”,讓破解版玩家加入非破解版戰局,但那些變態能力仍然保留,相當於一個雲端的外掛了。

  最開始波科拉並不願意提供感染服務,他也不喜歡那些開掛的行為,但有錢能使磨推鬼,生意好的時候,波科拉一天能夠收入8000美元,也就顧不上什麼道德了。由於生意太過火爆,他們必須僱人來處理這些訂單。就這樣,興趣使然的個人實驗,變成了日進鬥金的地下生意。

  為了控製日益嚴重的形勢,微軟啟用了自動檢測系統,自動檢測破解用戶並Ban掉他們。但波科拉通過反向編程瞭解了它的工作原理,並想出了對策。他劫持了Xbox Live的安全軟件,並把它引導到一個存有假驗證信息的區域,讓程序無法識別破解機。

  一次次成功讓波科拉沉醉在喜悅中,去多倫多大學的學費是他自己付的,車是自己買的,他和女朋友周遊全國,每天出入高檔餐館,住在400美金一晚的賓館里。

  最讓波科拉著迷的其實不是錢,而是一種擁有權利的幻覺,讓千萬美金開發出來的3A遊戲任自己擺佈的快感。

  雖然波科拉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可能涉及違法,但微軟和Activision都沒有什麼實際的舉動,只是偶爾會發一些禁製令過來,在波科拉看來這是一種“默許”。

  “不就是個遊戲嗎?我們又沒有入侵其他服務器,偷盜個人信息什麼的”,每次Activision來信,他都會這麼為自己開脫,但沒想到卻一語成讖。

  澳州的黑客迪倫・惠勒(Dylan Wheeler)得到了一份著名遊戲公司Epic Games的用戶密碼清單,動起了歪腦筋。2010年開始他就一直在論壇里閑逛,想看看清單中有沒有Epic的員工賬戶。最後他真的找到了幾個Epic員工的內部賬號,這將是他進入Epic內部網絡的突破口。

  接下來他需要一個技術過硬的人來幫自己,就立刻想到了波科拉。他並不認識波科拉,只是慕名而已。惠勒向波科拉發出了邀請,問他想不想進入世界上最著名的遊戲公司之一Epic的內部網絡看一看。但他沒有告訴波科拉的是,自己只有14歲。

  波科拉知道這件事情的危險性,但他的自負和好奇心戰勝了理智,沒準自己能通過反向編程挖出什麼猛料來呢。為了表現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他給自己定了個規矩:絕不盜取任何人的信用卡信息。

  就這樣波科拉和惠勒侵入了Epic的網絡,並找到了一個裝有整個公司密碼的U盤,甚至獲得了網絡的底層權限。之後他們開始窺探Epic中主要人物的電腦,比如Gear of War之父Cliff Bleszinski。當他們發現這個專做硬漢題材的製作人,平時聽得最多的歌曲竟是來自Katy Perry和Miley Cyrus,兩人哈哈大笑。

  為了導出這些數據,惠勒找來了新澤西的黑客納西瓦特(Sanadodeh Nesheiwat),主要是看上了他研究的黑客專用調製解調器,可以讓外界無法追蹤到他們的位置。

  2011年6月,在《Gear of War3》正式發售3個月前,納西瓦特就從Epic的服務器中取得了遊戲的預發行版,以及幾百GB的其他軟件。他把這數據分別刻在8張藍光光碟上,寫上“婚禮錄像”寄給了波科拉。

  波科拉又把遊戲分享給了幾個朋友,不知是誰又把它傳到了盜版網站海盜灣(Pirate Bay)上。《Gear of War3》的泄露捅了馬蜂窩。Epic開始和聯邦調查局FBI合作調查此事。從Epic和FBI往來的郵件里,波科拉知道自己惹上麻煩了。

  但一段時間後,Epic和FBI的聯絡逐漸少了,也沒有對網絡進行什麼防禦措施。這讓年輕黑客們壯起了膽子。惠勒更是不可一世,他重新開始頻繁的侵入Epic網絡中的核心區域,比如通過監控錄像監視股東會議,這次連隱藏自己的IP地址都懶得做了。納西瓦特把這些事告訴了波科拉:“他明知FBI在調查,還明目張膽的侵入Epic。”

  在Epic的碗裡吃久了,他們不禁開始往其他公司的鍋裡瞄。波科拉在Epic的網絡中發現了一個家叫Scaleform的公司的登錄權限。Scaleform是一家中間技術公司,為其他大公司提供技術支持。

  而當他們進入Scaleform的網絡,簡直是欣喜若狂,那裡存有無數公司的登陸權限,其中不乏矽穀科技巨頭和荷李活商業巨鱷。其中包括遊戲工作室Zombie Studios。

  Zombie Studios曾經以《特殊行動》系列遊戲聞名,還曾與美國軍方合作開發了一系列軍事訓練遊戲。就這樣,他們竟通過Zombie Studios進入了美國軍方的網絡,惠勒把其中一款《AH-64D》直升機模擬器下載了下來,還說應該把它賣給阿拉伯人。原理軍方的網絡也僅此而已。波科拉此時已是無比的膨脹,彷彿全世界都任自己擺佈一樣。

  所以當他們討論如果有一天FBI找上門來怎麼辦時,波科拉想到的不是防禦或逃跑,而是玉石俱焚,“如果我們要從這世界上消失,就把全部數據都公開到網上,然後就qnmd的Epic。”

  得意之餘他們還給自己的小組織取了個名字:Xbox地下組織(Xbox Underground),意思是既然已經是地下組織就不怕進監獄。當然,內心裡他們從沒覺得自己真的會進監獄。

  洗劫大公司的快感讓波科拉上癮,他之前的一些黑客朋友知道他正走向一條不歸路,勸他懸崖勒馬。但此時的波科拉顯然已經被自己的自負吞噬,2011年9月,他又偷竊了《Call of Duty:Modern Warfare3》的預發行版本。

  “讓我們進監獄吧”,他看著隊友們,嘴角揚起一絲得意的笑容,按下了下載按鈕。可能在他腦子裡自己就像是電影中的超級反派一樣帥氣,只不過自己更聰明,不會被抓住。

  此時波科拉還保留著最後一點矜持,他對自己說這一切都不是為了錢。自己已經掌握無數支付寶賬號了,本可以用他們買比特幣然後發一筆財,以自己的能力把這些比特幣洗白毫不費力,但他卻沒有這麼做,這說明自己還是有良知的。

  不過波科拉的心態正在逐漸改變,對錢的慾望也不斷增加。曾有人聯繫他花錢購買未發行的遊戲,他最終同意了以每個幾百美金的價格出售,遊戲任選。

  到了2012年,波科拉和惠勒把精力全部放在Zombie Studios上,他們又招募了兩個新的成員,奧斯汀・阿爾卡拉(Austin Alcala),一個美國的高中生,內森・勒魯(Nathan Leroux),家裡蹲大學手扶拖拉機系的學生。

  勒魯帶來了一份大禮,他製作了一個修改器,可以刷《FIFA 2012》中的虛擬貨幣,程序會自動加速比賽,在正常一場比賽的時間里,他可以完成11500場比賽,這樣他每秒鍾可以刷出上千的虛擬幣。

  波科拉還侵入了微軟的網絡,竊取了 一個叫Durango的機密設計圖紙。這個Durango正是Xbox One的工程代號,不過當時的人們還把微軟的次世代主機叫做Xbox720。但他們沒有把這個情報賣給微軟的競爭對手,而是自己照著配置配了一台Xbox720原型機出來。

  他們放出風來,準備聽一聽報價,有人願意出5000美金購買一個“定製版Xbox720。”

  於是梅把Xbox 720寄給了客戶,但他們等了很久卻杳無音信,客戶向他們反應並沒有收到機器。

  機器去了哪?是不是FBI攔截了包裹,是不是自己被監視了?黑客們一頭霧水。

  這時惠勒也有些慌了。“怎麼結束這場遊戲?”他問自己。但他最怕的不是FBI,而是怕有人覺得自己是在說謊。為了穩固自己在Xbox界的名聲,證明自己真有次世代的Xbox,他在ebay上發了一條Xbox Durango的拍賣信息,並把之前拍的照片傳了上去。價格很快被漲到了20100美金,隨後被ebay下架,理由是涉及欺詐。

  惠勒的這一舉動,引發了大規模的媒體報導,此時距離微軟正式公佈Xbox One還有一年時間。惠勒愚蠢的自我暴露行為徹底激怒了波科拉,一氣之下他切斷了與惠勒的聯繫。

  幾週後,勒魯也突然沒有了音信,據說是被FBI抓住了。波科拉的朋友開始和他反映自己被黑色的車子跟蹤了。黑客們懷疑,是內部出了二五仔。

  波科拉和克拉克之間的關係也逐漸產生了裂痕,他們經常會在一些小事上產生摩擦,比如在《Call of Duty》的生意上,他們雇了一些人替他們打理,波科拉懷疑這些人中飽私囊,克拉克卻處處袒護。後來他們決定各管一攤,波科拉負責開發Horizon,一個由他製作的Xbox作弊軟件。他喜歡Horizon,因為它不對Xbox Live的多人遊戲造成影響,風險小得多。與此同時,他回到了學校完成學業,生活好像回覆了平靜。

  克拉克則不斷完善FIFA修改器,在黑市上出售FIFA的虛擬貨幣。而惠勒依然追求著所謂的名氣。在驚詫世界的拍賣後,微軟請了一名私家偵探到澳州和惠勒對峙,要他供出同夥,但惠勒並沒有理睬。

  2012年12月,FBI突襲了納西瓦特在新澤西的家。納西瓦特之後把搜查令發到了網上,惠勒得知後一氣之下人肉了涉事特工的信息掛到了網上,並煽動人們在網上攻擊他們。他還在公開場合聲稱自己要雇殺手去殺在搜查令上籤字的法官。

  惠勒的一系列行為讓事件快速升級,並給聯邦檢察官提供了大量的珍貴素材和起訴理由,從2011年他們偷竊《Gear of War3》開始,檢察官麥克安德魯就一直在監視他們,並蒐集犯罪證據。此時他覺得有必要提前實施行動了,以防惠勒的挑釁成為現實。

  2013年2月19日,惠勒正在家裡工作,隱約覺得窗外有動靜,轉頭一看,一隊全副武裝的人正在向他靠近,惠勒能夠清晰的看到他們手中的格洛克手槍。他愣了一下,就連忙關掉所有的電腦,至少不讓人輕易進入自己的系統。

  澳州警方沒有逮捕他,但沒收了惠勒的全部設備。惠勒的電腦最終出賣了他,裡面存有大量的犯罪證據,其中不少還是惠勒用來炫耀,在進行入侵時專門截的圖。

  那年7月,波科拉告訴梅他要去拉斯維加斯參加DefCon黑客大會。檢察官McAndrew已經擬好了16項指控,準備起訴波科拉、納西瓦特和勒魯。起訴書中還顯示,美國政府掌握的多數事實,都是由一個叫做某A的人提供的,此人住在特拉華州,不翼而飛的Xbox Durango複製機就是由他攔截並交給了FBI。

  波科拉並不知道FBI的抓捕計劃,但最後因為事情太多取消了行程,FBI怕打草驚蛇,也就取消了整個抓捕行動。

  兩個月後波科拉收到了阿爾卡拉的電話,說他認識一個人可以潛入微軟總部把Xbox Durango原型機偷出來,想要波科拉幫忙搞到微軟開發者網絡的登錄證書。波科拉本想一口回絕這個愚蠢的計劃,但多年來的順風順水已經讓他的理智脆弱不堪。他最後同意加入。

  這個賊叫阿爾曼,幾年前他複製了老媽男朋友的微軟工作證,之後他曾多次憑著假證進入微軟雷蒙德總部。他之前已經偷了一台Xbox Durango自用,這次他依然輕車熟路的進入微軟總部,找到存放機器的地方,把兩台原型機裝進了包里。

  阿爾曼把Xbox Durango寄了出去,隨後他驚喜的發現自己之前投去微軟的求職申請被通過了,他以質檢員的身份進入了微軟。可椅子還沒有坐熱,就有人指認出他就是偷Xbox Durango的賊。為了得到寬大處理,他把自己的機器還了回去,還求波科拉把他們的機器退回來。

  這段時間,波科拉則一直在家優化Horizon。直到2014年,他想去給自己的高爾夫R換一個引擎罩。在和老爸上車之前,他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路上我有可能被逮捕哦”。他爸沒聽懂其中的意思,還以為是個冷笑話。

  被逮捕後,波科拉被轉移到了俄亥俄的私營監獄,還沒有進監獄,他已經感受到了世界的惡意。他被塞進了押運的麵包車里,對面坐著一個渾身腱子肉和紋身的大漢。獄警把一個三明治扔到了兩人中間,他很清楚兩個人都被綁在車上,是拿不到三明治的。

  在路上波科拉和對面的大漢聊了起來,那人告訴波科拉要竭盡全力減少自己的刑期,“這不是你應該過的生活,說實話,這種生活根本不是人過的。”

  波科拉聽取了大漢的建議,之後他積極配合調查,幫助那些他曾經侵入的公司指出漏洞所在。在一次上庭時,波科拉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瘦小身影,他是勒魯,這是他倆第一次見面,之前只是見過照片。

  勒魯本來進入了一家小的遊戲工作室 Human Head Studios,開始了新生活。但很快FBI就找上了門來。

  波科拉也像那個大漢一樣勸勒魯:“很多事情都是DaE的錯,他是個混蛋”,DaE是惠勒的網名。“你可以把罪名推到我身上,或者什麼方法也好,你沒必要承受這些。我們要用一切方法的從這裏出去。”

  勒魯因為情節較輕,被允許保釋,但他從小就比較懦弱,而且人也比較瘦小,他非常自己害怕一旦入獄,不是要被撿肥皂就是被幹掉。所以勒魯選了一種極端的方法,他剪掉了腳上的追蹤器,跑路了。

  他求朋友把自己偷渡到加拿大,不料車在邊境就被扣留了,勒魯此時已失去了理智,拔出匕首衝向邊境,但被邊防警察包圍。走投無路的勒魯最終用刀刺向了自己。但勒魯沒死成,他被搶救了回來,然後嚴格監視起來,保釋資格也沒了。

  雖然辯護律師一再強調波科拉等人無法分辨惡作劇和犯罪,他們三人最終被判有罪。 波科拉和納西瓦特被判18月徒刑,勒魯因試圖逃跑被判24個月。

  2015年10月,波科拉才再次回到了加拿大的家。他和老朋友克拉克取得了聯繫,得知克拉克也正面臨著法律製裁。

阿爾卡拉向政府坦白了克拉克刷FIFA虛擬幣的生意,此前克拉克的手下因連續從銀行中取出大額現金,已經被警方盯上了。而阿爾卡拉的情報讓警方成功的將兩起案件聯繫在了一起。

  據此警方起訴克拉克共賣出價值1600萬美元的虛擬幣,主要是賣給了一個神秘的中國商人Tao。

  但克拉克覺得自己沒犯什麼罪,因為虛擬幣本來就沒有價值。“我面臨8年以上的指控,如果我認罪的話也要3年半。他們就是想騙我認罪,沒門”,克拉克回信說。

  後來波科拉又和克拉克發過幾次短信,最後一次他們還開了點玩笑,克拉克給他的最後的回覆是一個戴著墨鏡的笑臉emoji。

  2017年2月26日,案子開庭前一個月,克拉克被發現死於家中。他的親戚堅稱他是死於酒精和藥物中毒,這時的他年僅27歲。

  由於主動積極的檢舉行為,阿爾卡拉免於服刑。後來他進入鮑爾州立大學,還登上了院長嘉許名單。

  勒魯在Human Head Studios的同事給法院寄了一封信,為勒魯求情。“他將是一個非常好的遊戲開發者,我認為他再不會把自己的大好前途置於不顧了”。刑滿後,勒魯再次加入了Human Head Studios。

  納西瓦特是這些人中年紀最大的,被捕時他28歲。但他染上了嚴重的毒癮,去年因為違反了假釋條例而再次被捕,送進戒毒所。警方說他之前最嚴重時一天能吸食50包的可卡因。

  因為在案發期間惠勒還是未成年人,美方決定把他交給澳州政府處理。澳州要求他在48小時內交出護照,但他卻開著車直接衝到了機場,逃到了捷克,他母親的祖國。

  澳州以協助潛逃為由拘留了惠勒的母親,希望能讓惠勒回來認罪。但惠勒決心已定,他一路沿歐洲逃到了英國。在期間他還曾發起眾籌50萬美金,給自己買法拉利,解釋說是醫生告訴他需要一輛車來緩解逃跑的壓力(眾籌最終沒有成功)。

  波科拉今年26歲,回到家裡的第一個月他還有些精神恍惚,好像剛從一場噩夢中醒來。他和女友重聚了,雖然他曾在監獄里勸她離開自己。他也重新回到多倫多大學完成學業,靠著給其他公司做兼職程序員掙學費。

  當他得知克拉克的死訊,他心中升起了對阿爾卡拉的怨恨,是他和政府合作才把朋友逼死的。但後來,他逐漸平靜了。這不能怪阿爾卡拉,他甚至對老朋友梅都怨恨不起來了,雖然他可以肯定梅就是出賣他們的某A。

  對了,梅目前正被費城地方政府起訴,涉嫌詐騙思科和微軟集團價值百萬美金的硬件設備。當被問及他是否就是某A時,他表示自己無可奉告。

  雖然波科拉結束了服刑,但他始終不明白自己對編程和遊戲的熱愛,怎麼會演變成了犯罪。“我無數次回憶自己之前的決定,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壞事。我只是好奇別人的代碼是什麼樣的,想看看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我不想要錢,否則我會拿走所有的錢。但最後的結果卻如此的悲慘。”

  波科拉知道自己會永遠待在遊戲界的黑名單上,所以他完成學業後也刻意避開了遊戲行業的工作。更悲催的是,波科拉沒什麼作品可以展示給面試官,政府沒收了他所以的硬件,他之前寫的軟件也一起消失了。

  他心愛的大眾高爾夫R倒是被留了下來,當初就是為了這輛車,他才在美國被捕。每天他會習慣的把車停在原來的地方,就在他父母的房子旁。這裏是他第一次接觸到遊戲的地方,也是出獄後唯一肯收留他的地方。

本文作者:石葉

本文原載於WIRED網站,編譯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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