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衣廠老闆阿珍
2018年04月17日04:09

原標題:製衣廠老闆阿珍

阿珍的製衣廠。
阿珍的製衣廠里工人在工作。
想瞭解更多人物故事,請掃二維碼。   今年只有36歲的尹海珍,已經是一個有著7年廠齡的製衣廠老闆。大概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製衣廠似乎是風一樣地刮進了華洲路附近,工廠越來越多,工人越來越少。

  從16歲來到廣州當工人,到29歲開辦自己的一家製衣廠,尹海珍一直“拚命賺錢”。她始終堅信,自己儘管書沒讀多少,但是只要努力就會有希望。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張丹

  在廣州海珠區華洲路,這條狹窄的雙向兩車道旁,一個個紅色的耀眼招工牌豎立在路邊,上面寫著各種“招工”信息。“裁床一名、驗布一名、車位10名”“大燙數名”“車臨工”……

  各種各樣“招工牌”後的人,或懶洋洋地曬著太陽,或坐在板凳上,或坐在電動車上,或直接蹬著一輛共享單車。更多的,則是在“招工牌”上留下地址、電話的信息,沒人“看守”。

  儘管“招工”的陣仗很大,“招工牌”幾乎蔓延了半條華洲路,但前來應聘的工人寥寥無幾。偶爾詢問一兩句的年輕人,也是奔著比較輕鬆的“工作”,製衣廠的工作顯然不屬於此列。

  “工人的確很辛苦,而願意在製衣廠吃苦工作的,大多都是‘70後’‘80後’,很少有‘90後’。”尹海珍介紹說,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自己生活的質量,找的工作也大多是“看門市”“賣手機”等等,掙錢不多,但是工作也輕鬆。

  “當年我們是要錢不要命,現在他們是要命不要錢。”她笑著說。

  “我書讀得少”

  今年36歲的尹海珍,是江西九江人,二十一年前,她從農村老家來到廣州,一步步從製衣廠的工人,發展到成為一家小製衣廠的老闆。

  “我父親在我13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尹海珍回憶起當年的事情,仍然忍不住有些紅了眼圈,她頗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訴記者,這些事情她都沒有和任何人說過,當年真的太苦了。

  她繼續說,1995年,當父親去世後,整個家的重擔就全部落在了母親的身上。為了能夠分擔家庭的壓力,她和比她大一歲的姐姐無奈輟學。“為了能夠讓弟弟和妹妹上學,我們只好輟學了。”當記者問及她是否讀到初中畢業時,她不好意思地紅了臉,“沒有,我小學畢業後就沒有上學了。”

  如今,小學畢業的她,仍然對於自己沒有上學有些“唸唸不忘”,她告訴記者,“我現在最大的遺憾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總感覺低人家一頭。”

  在輟學後,尹海珍在家幫了一年忙,便開始外出找工作,“最開始是做了半年保姆”,尹海珍回憶說,當時她還只有十三四歲,之後便和姐姐一樣,去學了裁縫。

  1998年,16歲的尹海珍和她的姐姐一起,隨著老家的姨母來到了廣州。尹海珍回憶說,由於並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和技術,她和姐姐都進入了皮具廠工作。“做了一年多吧,但皮具廠實在沒有什麼技術可以學,就出來了。”

  這時有一個機會擺在她和姐姐面前,就是進入服裝廠工作。

  “第一個月掙了400元”

  “當時姨母是一家製衣廠的管理人員,只可以帶一個人進廠。”尹海珍說,在她與姐姐中間,姨母選擇了年紀較小的她。她解釋說,姐姐特別老實,她比姐姐要稍微靈活一點,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她才進入了工廠工作。

  當時那個製衣廠在白雲區,最初規模只有50人左右,“工人從50人發展到200人,我都在這個廠里。”她告訴記者,當時她進廠時,還不會做整件衣服,她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姨母問她的話,“能不能做?”“我能做!”她回答說。

  在學習了一個月之後,她也開始上手做整件。“那個月我一共掙了400元,當時好高興。”尹海珍提起當年掙的第一份工資,至今仍然滿臉笑容,興奮地告訴記者,她還記得當年表哥在她拿了工資之後揉著她的頭笑著說,“你個小不點,不聲不響就掙了這麼多錢啊。”

  沉浸在回憶中的尹海珍回過神來,不好意思地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年輕記性好,這麼多年都過去了,對於當時的事情都還記得一清二楚的。

  在這個製衣廠,她一直幹了八年。隨著帶的徒弟越來越多,家鄉的親戚朋友都到工廠打工,有人還提了個建議,“既然你手下都這麼多人了,何不自己幹工廠?”

  “當時的工廠都比較大,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實力。”尹海珍說,儘管自己並沒有能力去建一個工廠,但是這個建議還是在心裡種下了“種子”,自己開始有了“當老闆”的夢想。

  “努力就有希望”

  尹海珍說,當年離家的時候,她就給自己下了一個決心,“今後,再也不讓媽媽找任何人借一分錢。”

  她說,有件事她一直沒有和家人說過,就是在她爸爸生病的時候,到處借錢都借不到,最後,姨父借給了他們一點錢,然而沒多久,就逼著她母親還錢。“當時家裡情況已經很睏難了,怎麼可能還得起。”

  最終,他們並沒有真的要錢。但卻給還年少的尹海珍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今後我要憑我自己的力量掙錢。”她說,她知道自己書沒讀多少,但是她相信,只要努力就會有希望。所以,在工廠做工的時候,她都是加班加點做工。

  她回憶說,往往為了能夠多掙一點錢,別人都回宿舍睡覺了,她還在工作,當別人醒了來上班時發現,她還在工作。“正常的工作時間,是早上八時到晚上九時。”

  她說,當時她每天工作到淩晨3時,然後回宿舍睡三四個小時,早上7時又起來工作。“有時候眼睛都睜不開了,還在工作。”

  她告訴記者,因為她知道,努力工作掙錢,是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出路。“在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後,我還會到別的車間幫忙。”她說,廠里所有的工序包括尾部、裁床等,她都學過,她希望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

  隨後,她也經常告訴自己在廠里帶的徒弟,幫助別人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幫助了自己。

  “不要考慮錢”

  “弟弟妹妹上學也都是我掙的錢。”尹海珍欣慰地說,弟弟讀到了大學畢業,妹妹也初中畢業後出來工作了。

  她告訴記者,在家裡,媽媽已經承擔了太多,作為子女的能夠分擔一點就分擔一點。她說,在弟弟妹妹上學的時候,每個學期除了學費之外,還要交夥食費,由於家裡付不起夥食費,媽媽就擔著自己種的穀子到學校的飯堂,用來抵扣弟弟妹妹的夥食費。

  在2000年前後,家裡計劃著把老房子推倒重建,“我爺爺奶奶都是在這個老房子死的,我爸爸也是在這個房子死的。”一共四萬多元,她盡自己所能出了一部分錢,“為了慳錢,建房子的磚,都是我媽媽一塊塊燒出來的。”

  由於弟弟的上學費用都是她給,當時讀高三的弟弟需要1300元的補課費,剛剛把錢給家裡建房子的尹海珍身上的錢有些捉襟見肘了。“當我跟弟弟說要想辦法的時候,弟弟說,他有錢。”尹海珍說,當時她很驚訝,弟弟一直上學哪裡來的錢?追問之下,她才知道,弟弟把她給的每個月零花錢都攢了下來,攢下了的錢足夠補課費了。“說實話,當時我還是很感動的。”尹海珍眼角泛著淚花說道。

  當弟弟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下來時,弟弟正跟著她在廣州打暑期工。

  “你想不想讀?”尹海珍對弟弟說。

  “想讀,但怎麼搞到錢呢?”弟弟回答。

  “錢的事情你不用考慮!”尹海珍堅決地說。

  獨立開製衣廠

  “我結婚比較早,大的孩子都上初三了。”尹海珍笑著說,當年,她的日子過得比較苦,每天拚了命在掙錢。“一個人在外面單槍匹馬久了,就想身邊有個人,心裡有安慰。”

  她說,自從聽到自己開廠的建議之後,她就“一直有這方面的想法”,但是,由於經濟能力有限,她只能將自己的想法壓在心底。

  2005年,她和丈夫一起,跟著曾經在製衣廠的管理人員,來到了另外一個製衣廠。剛剛來到新廠的她,在過去學習到的諸多能力體現了出來。

  “當時有一批棉衣,但是廠里沒人會做,就讓我和丈夫做。”尹海珍說,當時拿到第一個月工資的時候,她和丈夫都高興壞了。“兩個人一共加起來有八千多元。”她笑著說,自此,她和丈夫也就在廠里安定了下來,兩個人在這家廠里又工作了五六年。

  她分析說,實際上,能夠在製衣廠工作的工人,都是比較老實、又吃苦耐勞的那種。如今,她招聘到的製衣廠工人,就是屬於很能吃苦的那種。

  到了2011年,她和丈夫租下了一塊場地,“招聘了16個車位工”,開辦起了自己的一家小製衣廠,終於實現了自己“一直都有的想法”。

  “到了第二年,就開始要招臨工了。”她解釋說,臨工很自由,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干幾天拿幾天的工錢。到了後來的幾年,這種臨工就越來越多了。

  “吃多少苦,享多少福”

  尹海珍說,現在他們這個行業的工作並不好幹。去年,由於家中的老人生病花了不少錢,自己的製衣廠也不得不縮減規模,而且從大塘那邊搬到這邊的華洲路附近。

  她介紹說,原來場地的租金是每個月五六千元,但是華洲路這邊卻只要兩千五百元左右。“場地小了,招的人也少了。”她說,當她給工人發完了工資,她就說了自己要搬廠的計劃,並承諾工人可以繼續跟過來。“其實人心都是肉長的,你對別人好,別人也會對你好。”

  因此,在搬廠到海珠區這邊後,依然有六七個工人堅持跟了過來,免去了招工等帶來的問題。

  “現在工人的人力成本也高了,平均每個工人的工資,每個月差不多要八九千甚至一萬元。”她告訴記者,但是由於工廠多了,接下來的訂單把利潤壓得越來越低,所以,工廠也開始越來越難做。“你不願意接,自然會有人接,久而久之價錢就越壓越低了。”

  為了能夠儘量節約成本,一些小的訂單,尹海珍也要親自出手工作到淩晨兩三時。“既然答應了,就要有誠信。”她說,去年半年的時間,工廠就由於訂貨方遲遲付不出貨款甚至跑路,損失了十多萬元。“訂單能接就接,不能接一定不接,今年一定要再穩一點。”

  她認為,做生意是需要一些運氣,但也有日積月累的經驗。所以,她也從來不羨慕那些大富大貴的老闆。“經曆這麼多,我總覺得老天爺是公平的,吃了多少苦,今後就會享多大的福。”有過高峰,有過低穀,但人生到最後終歸會成為一條地平線。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