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石油公司商業賄賂開後門 國際能源市場怎麼辦
2017年08月16日17:36

  深度好文 | 美國為石油公司商業賄賂再開後門,國際能源市場怎麼辦?

  來源:能源雜誌 馮躍威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的CHOICE法案,猶如是正在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國際原油等礦產資源市場或許又將進入非充分競爭的時期。

  美國時間6月8日(星期四),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大幅反轉《多德-弗蘭克法案》的CHOICE法案,成為了共和黨在5月初通過奧巴馬醫改替代案後的又一次勝利。

  CHOICE法案是由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共和黨籍主席Jeb Hensarling提出的,是Financial Creating Hope and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Consumers and Entrepreneurs Act,《為投資者、消費者和企業家創造希望與機會的金融法案》的首字母恰組成的英文單詞“選擇”。

  美國兩黨在參眾兩院為此的鬥法目的究竟為何?又有誰能從中牟利?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從天使變成“魔鬼”

  二戰後,擁有全球一半工業產能的美國,急需走出對軍事工業的依賴和擺脫國家作為戰爭機器的困局,使世界能夠看到和平的曙光。

  隨著國際投資的迅速增長,美國迅速成為全球主要的資本和技術輸出國,許多大企業也都擴建了遍佈全球的子公司與分公司,成為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而金融資本也迅速演變成了國際無疆界金融資本,並遊蕩在全球的各級金融資本市場。

  但此時,因全球市場化程度普遍遠遠不及美國本土的市場環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法規不健全,使美國公司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規則進入市場。為此,出現了在美國本土曾經發生過的“海盜”現象。他們借助美國政府的支持,強行租用、低價收購、野蠻定價、僱傭軍威懾等手段,保證了美國公司迅速占領了國際市場,特別是石油、礦產等重要戰略物資的國際市場。儘管這些霸王式的交易多在上世紀50年代末,但隨即也激起了資源國的抗爭。在石油市場上不斷有產油國掀起資源資產的國有化運動。

  為了反製和平複資源國的抗爭和不滿,商業賄賂進一步大行其道。一方面法製不健全的東道國官員希望從財力雄厚的美國公司那裡得到好處;另一方面,美國一些跨國公司為了拿到項目或達成交易,也需要拉攏東道國的官員。所以,這些美國跨國公司專門設立了用以“促進”外國政府機構加快履行日常政府活動的小額經費,即所謂的“潤滑費”,用以保障自身經營安全。這種利益交換,迅速喚醒了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行賄的本初之惡。隨著資源國官員被增加的貪慾和行賄者求利慾望的擴大,“潤滑費”迅速飆升,最終變成巨額的行賄金。

  在美國國內,因當時會計準則落後,為了給股東有所交待,一些美國公司甚至可以把行賄資金計入商業成本,進而又獲得了避稅的巨大利益,鼓勵並獎勵了行賄行為。這不僅是破壞了東道國的市場秩序,而且直接影響(降低)了美國政府的稅收收入,甚至對美國國內市場競爭環境也造成了嚴重且直接的威脅。

  跨國公司通過海外商業賄賂賺取了高額利潤,使股東投資回報率上升,股票價格隨之上漲,公司在股票等資本市場上的融資成本下降。而對於那些不進行商業賄賂的美國企業,其競爭力下降、融資成本上升,進而對後者構成了不公平的競爭。

  另一方面,低成本融資又會促使大量資本轉入海外市場,影響著美國本土的資本投入,造成美國國內投資的空心化。因此,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商業賄賂行為直接衝擊了美國國內資本市場競爭秩序並促使加工製造等工業產業的升級換代。

  1977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稱,有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經營存在非法的或有問題的交易。這些公司也承認自己曾經向外國政府官員、政客和政治團體支付了高達30億美元的巨款(若以2013年3月不變價格計算,這筆確認的行賄金相當於119億美元)。長此以往,必將動搖美國的經濟基礎。

  此時的馬歇爾計劃已經從天使向魔鬼轉變!

  規範魔鬼放火

  1971年後,在美國廢除了金本位製後,全球性的資源資產價值體系就開始混亂。為重構和保護國內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就必須對其跨國公司在海外行賄等行為給予規範。於是,1977年出台了《美國海外反腐敗法》(簡稱:FCPA)。

  從立法效果看,它的確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行賄行為的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它使美國跨國公司難以繼續賄賂資源所在國政府官員,同時也使美國公司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逐漸惡化。特別是那些可以把行賄計入商業成本取得稅收利益的公司,其後果更是慘不忍睹。

  1988年,美國政府為了扭轉和改變美國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喪失的優勢地位,一方面開始與經合組織(OECD)協商,謀求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也出台同樣的海外反腐法;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對FCPA進行修法,專門為跨國公司行賄開出了一個後門,排除了一些所謂的“潤滑費”的非法性,並規定,如果行賄行為在行賄地被認為合法,那麼,就可以構成對違反FCPA指控的積極抗辯理由。也就是說,它具有了實質內容的抗辯理由,而非僅僅是反駁指控。即只要在行賄國不被認定是犯罪,就可以抗辯FCPA的指控,就可以通過行賄去低成本強占市場。

  就因如此,在美國二戰後規劃的全球化中,既要通過立法,冠冕堂皇地依法保護其國內市場的公平環境,又要為公平競爭的法律技術性開鑿出漏洞,默許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可以從事“技術性”的商業賄賂,來確保其在全球的競爭優勢。

  這個漏洞的確起到了輕易獲得競爭優勢的作用,並刺激著美國政府繼續進取。1989年,在達成華盛頓共識後,美國不僅增加了對歐洲和拉美經濟的控製,而且為全球化製定了整套路徑及理論,使美國真正開始調控全球的產業分工、資本流速和流向以及對人才的爭奪,享受著全球化給美國企業帶來的紅利。

  為鞏固這一戰果,1994年美國又對FCPA進行了修改,更加巧妙地隱藏了包括美國石油公司在內的美國跨國公司通過行賄等手法,去占領全球戰略性資源資產的市場真相。

  正當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奪旗拔寨之時,美國政府卻忽視了對其國內市場的看管。非美法人紛紛效仿美國公司在美國本土大行賄賂之道,使美國市場再次受到衝擊。為了修補這一新漏洞,1997年,美國與OECD其他33國共同簽定了《國際商業交易活動反對行賄外國公職人員公約》;1998年又第三次對FCPA進行了修正,將該法的管轄範圍擴大到了在美國境內經營的外國企業或自然人。

  此時的美國,絕對不允許魔鬼在自家院內放火!

  重獲掌控全球化的主動權

  在封堵了商業賄賂對美國本土利益的傷害後,巧借9.11事件,以“向腐敗開戰”為由,美國對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施以高壓,給國際金融準則開了一個嚴重違反行規的鼠洞,使美國通過SWIFT可以監控到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家金融機構的交易情況。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由中央情報局操作。隨後,又以打擊逃稅之名,通過提起司法調查等手段,強行撬開了當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險櫃”。2009年8月,瑞士銀行巨頭瑞銀集團同意向美國政府提交4000多個賬戶細節。

  至此,美國在技術層面上又完成了對金融資本流動監控的佈局。使全球幾乎全部主要銀行間往來交易的信息均被美國官方所掌握。只要當美國跨國公司感到利益受到威脅或衝擊,就會請美國政府幫忙,並以反腐和違反聯合國決議等為由對主權國家或公司進行製裁,在打擊和誣名化競爭對手的同時,為美國的公司在全球市場上開道淨街。

  儘管如此,華盛頓規模最大的遊說機構美國商會依舊不滿,認為FCPA極大地遏製了美國公司投資貧窮國家的商業活動,同時也阻礙了它們的境外併購,最終損害了美國在海外的利益。因此,僅2011年前三個季度,美國商會就向外部遊說者支付了近70萬美元酬勞,試圖敦促修改包括FCPA的法律。

  在實際經營中,美國的跨國公司也從未安分過,不僅用FCPA打擊競爭對手,甚至是在把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帶進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把更新、更隱蔽的賄賂手段一同帶入。更詭秘的是,跨國公司商業賄賂在前,美國情報人員隨即跟進,有時甚至不分彼此,對發展中國家官員實施“釣魚”腐敗。《財富》雜誌和一些研究調查資料顯示,他們之中不乏有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頓、貝克休斯等國際知名的石油公司。

  美國政府在2010年6月與法國知名的德克尼普油田服務公司達成和解,以後者同意支付3.38億美元的罰單,了結在尼日利亞的一起商業行賄案。

  據稱,德克尼普與美國哈利伯頓的KBR、意大利企業以及日本日揮株式會社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TSKJ,僱傭了兩名專職人員打理與政府的關係,向官員行賄,涉案合同金額超過60億美元。合資公司總共撥給兩名行賄“專員”1.82億美金,且部分被用作行賄。2013年5月29日美國司法部又與道達爾石油公司達成暫時了結在美面臨刑事和民事雙訴訟的協議。

  與其說FCPA的立法是為了市場公平,而修法則是為了其確保競爭優勢;與其說FCPA製度是為了反腐,不如說是對腐敗嚴重國家的製裁;與其說獲得銀行信息是為了稽查逃稅或反腐,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在為必要時打擊競爭對手做準備。所以,通過賄賂和反腐的製度安排不僅鞏固了美國治理全球的地位,而且在治理中實現著其利益最大化。

  由此可見,最惡劣的商業賄賂與反腐已成為美國治理全球的工具和“軟實力”。

  再次開啟的潘多拉魔盒

  奧巴馬政府於2010年推出監管金融業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內容包括由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製訂的《卡丁-盧格條例》,它要求能源公司應該披露支付外國政府的款項,藉此防止貪汙賄賂行為,原定2018年底生效。但條例屢遭石油公司等能源產業界的批評,認為未能為美國企業帶來明顯好處,還使他們在與外國企業競爭時處於劣勢,企業將要為符合這項條款的要求付出巨大成本。

  特朗普總統上台後,隨即下令檢討《多德-弗蘭克法案》,希望放寬金融海嘯後製訂的種種監管規例。並在2017年2月14日,動用《國會檢討法案》(CRA)賦予的權力,簽署了國會決議推翻了一項奧巴馬政府推出的反貪條例,不再強製要求國際石油、天然氣及礦業公司披露有沒有向外國政府付錢換取資源開採權。在簽署決議後特朗普總統表示,廢除該條例可為美國能源業創造職位。

  雖然決議仍有待參眾兩院通過,但石油產業界對此表示高興,認為此舉有助於提高美國能源公司的競爭力。美國石油學會主席拉德也認為此舉可減輕美國能源公司的負擔。而部分民主黨人及監察組織則批評此舉是向石油企業“送大禮”。

  6月8日,國會眾議院又通過了大幅反轉《多德-弗蘭克法案》的CHOICE法案,猶如是正在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龍等美國石油公司將要不受《多德-弗蘭克法案》中“披露法規”的約束,國際原油等礦產資源市場又將進入非充分競爭的時期。

  有鑒於此,中國的石油公司能夠應對這個又重新走回腐敗的市場嗎?中國國內市場有被美國等國際公司腐敗的問題嗎?眾多腐敗與反腐的成本問題我們思考清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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