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敦煌,他從“女婿”變“親兒”
2017年08月14日00:54

2013年5月31日,彭金章在敦煌研究院作了題為《敦煌景教講座》的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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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午,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彭金章先生走了,享年82歲。

30年守望,從當初“為愛走天涯”的敦煌“女婿”變成“親生兒子”。這位考古學家身後,留下的段段佳話,依舊縈繞在寂寞沙洲。

揭開敦煌學的新篇章

景教十字架、波斯銀幣、回鶻文木活字……彭金章對莫高窟的“再發現”震驚了上世紀90年代的考古界。“北區考古的發現為敦煌學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它使百年敦煌學研究領域,從原有的南區擴展到了被長久忽視的北區。”專家們這樣評價。

北區文物的重見天日,為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雖說活字印刷術在北宋年間就已發明,但活字實物遲遲未見。”彭金章曾指出,出土的這批回鶻文木活字被證實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實物,對研究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使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除了物件,北區石窟還出土了大量漢文、西夏文、蒙文、藏文、回鶻文、梵文、敘利亞文的文書。其中,漢文文書里,有早已失傳的古書,還有藏經洞中所未見的珍貴文獻――洞中經卷已隨王道士的發現大多流散海外,這些漢文文書更顯彌足珍貴。在彭金章看來,它們是“完整意義上的敦煌遺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考察完北區,彭金章將莫高窟有編號記錄的洞窟由492增加至735個。至此,莫高窟被證實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構成的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

蹲在莫高窟北區啃硬骨頭

彭金章來敦煌之前,到莫高窟無論參觀還是考察的人大都只去遍佈精美壁畫的南區洞窟。因為北區沒有壁畫,沒有窟門,連編號都不全,被認為是畫師、塑匠、僧人的生活區域,考古發現甚微。

然而,1988年,彭金章毅然選擇了“不受待見”的北區。用當時同事的話說,“如果在南區洞窟裡頭找一個內容去研究,一下子就出成果了”,大家不明白,老彭看中北區那些“破洞子”“爛洞子”什麼。

但彭金章的想法很樸實,北區一直是個謎:到底是不是所謂的生活區,並沒有實際證據;和南區有什麼關係,也不知道;就連有多少個洞窟都還沒搞清。“即便沒有文物,沒有任何其他東西,那把所有洞窟編個號,也是一種成果,一種工作嘛!”彭金章認為,洞窟本身就是一種遺蹟現象,記錄下來就是有用的。“這個骨頭,我就要啃起來了。”

在北區地毯式的清理工作中,彭金章像個民工頭。千年洞窟里的陳年老土,一拍就“漫天飛舞”。在洞里搞發掘,分分鍾變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擤出來是黑的,口罩一天換幾個都是黑的,咳個痰也是黑的。”彭金章說。

蹲在莫高窟寂寥的北區,彭金章幾乎用篩子篩遍了每一寸沙土。他曾得意地跟人講:“進了洞窟,用鼻子就能聞出這個洞是不是曾經存放屍體的。”

“小改行”意外成就“大輝煌”

去過莫高窟的人大概都有感受:景區管理水平全國首屈一指,特別是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體驗尤其難忘。“數字敦煌”的方案就是敦煌研究院前院長樊錦詩提出來的。而作為樊錦詩的丈夫,彭金章去世前還在配合老伴推進莫高窟的數字化工作。也正是為了這個執著於敦煌半個世紀的同班同學,彭金章被迫從魚米之鄉來到大戈壁。

1963年,從北大曆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漢大學曆史系任教,樊錦詩則來到敦煌工作。之後,這對異地戀人成了家、生了子,分居生活一過就是二十多年。“甘肅想把我調來,武大想把樊錦詩調去,前後武漢來了三批人,敦煌也去了三次人,鬧得非常僵。”彭金章曾用“持久戰”“拉鋸戰”形容期間的糾結。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86年,樊錦詩的領導終於點頭放她走,她卻猶豫了。萬里黃沙的苦日子阻不住她愛敦煌。“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來吧!”她對丈夫任性了一回。為了這個家,彭金章離開自己一手建立的武大考古專業,來敦煌當“女婿”。

“他本來是搞夏商周考古,而且是搞教學的,到這兒來不搞教學,搞佛教考古了。”樊錦詩坦言,丈夫為她付出了很多,甚至“小改行”。但彭金章自己認為,原本為了一家團聚,卻意外踏上了自己一生中最輝煌的階段,“敦煌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成全了我的家,也成全了我的事業”。

從現場發掘到整理文獻資料、著書立說,彭金章把後半生都獻給了莫高窟北區考古。這個敦煌“女婿”,當真比“親生兒子”還要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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